上海让人苦闷极了，但我通过李国华的介绍信，找到了徐迈进，通过他，又见到了廖梦醒、宋庆龄、陶行知等人，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喜欢逛书店。说起书店，我的中文名字“李敦白”就是昆明一家开明书店的老板给我起的。我的中文名字原来是“李登堡”，是我那个姓的标准中译，开明老板说这名字不好，一看就是个外国人，不如在“李白”的中间加个“敦”，意为厚道，意思好，而且是个地道的中国名字。我真得谢谢这位我至今不知其名的先生，他让我拥有一个人人称赞的好名字。在上海的开明书店，我和一个正直敢言的店员小伙子交了朋友，我对徐迈进说，这个人可能是共产党。徐提醒我小心，他说，上海的情况很复杂，任何讲话“左倾”的人绝对不可能是共产党，相反，讲话反动的人倒可能是共产党。有一次我们看到一些工人摇着小旗到市政府请愿，徐迈进说，这些是黄色工会的人，不过，上海所有的工会，包括黄色工会，背后都是共产党领导，因为别人不会这么卖力气。

徐迈进托我办过一些事。最危险的一次，是托我买一台大功率的收音机，这是违禁品。我们在公共汽车上交接，我把包好的收音机放在座位上，他上车后坐在收音机的另一边，下一站抱着下车，我仍留在车上。车开动后，我看到一个警察走近徐迈进，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了，觉得这下完了。回到住处不久，接到徐迈进的电话，问他怎么回事，他说警察向他借火。虚惊一场。我在军人福利社给夏衍买过许多次香烟，他喜欢的骆驼牌，一条一条地送，但我没见过他，是徐迈进托我买的。解放后在北京第一次见面，我还开玩笑说他欠我好多骆驼。文学方面，我没有读过鲁迅的书——不过给他儿子买过无线电爱好者手册，也是徐迈进托我的——读了茅盾的《子夜》、《腐蚀》和一些短篇小说，特别喜欢。“第三条道路”的著名人物，跟章伯钧谈过一次；没见过罗隆基但特别佩服他，觉得他特别会造词造句，像形容国共关系的“谈不下就打，打不下就谈”，很传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