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上海找到了普莱士，一起坐国民党的飞机到了北京南苑机场，再到协和医院（北平军调部的办公地点）找中方代表叶剑英，然后又找了美方代表饶伯森（Walter Roberson），请他准许我搭机赴延安。这个人后来当过美国的助理国务卿，特别反动。饶伯森说什么也不让我搭乘美军飞机。当时美军飞机每周六飞延安，周一飞回，到张家口也有飞机。据我所知，我是唯一一个被拒绝的美国人。斯特朗是红色人物，普莱士是红色人物，她们都被允许搭机去延安，只有我不行，叶剑英亲自跟他交涉也不行。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猜测是我揭发的湖南救济分署的美籍负责人跟他说了什么。

叶剑英给我开了介绍信，让我坐火车去张家口。车到八达岭附近的青龙桥站就停住了，国民党军队在此设了封锁线。旅客全部下车，宣布当天谁也不能过去。有位二十岁左右的妇女走过来，说她的丈夫在张家口，她急着去他那儿，我是外国人，国民党不会拦我，她想装成我的佣人过关。她提着我的箱子，我俩走近封锁线，站岗的士兵不让我们过去，我装作听不懂中文，手拿美国护照，跺着脚骂他。结果他的营长出来了，把我俩都放了行。

走到康庄，我们上了解放区的火车。一上“自己的”火车，就像到宣化店那样，我觉得进了天堂。车上的乘务员都很热情，过来跟我拉话，也跟我带的妇女拉话，原来她从东北来，她丈夫在张家口做工人。到张家口下了火车，过来几个年轻的军人，厉声叫我站住，问你是什么人，谁让你来的，到这儿来干什么？你还带了个女的，是你什么人？非常严厉。我刚在青龙桥拿洋大爷脾气吓住了国民党官兵，这套在这儿当然用不上，我也不会用，相反，我心里真高兴，这里的人不会因为你的鼻子高就对你另眼相看，我觉得他们很有尊严。正说话间，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独臂将军蔡树藩带人来了，隆重欢迎我。

1946年7月，李敦白（左三）和晋察冀边区卫生部的领导在张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