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和20世纪的很多婚姻指南描绘了许多悲惨婚姻的警世画面。虽然很多夫妻都有共同语言，但是还有一些婚姻是“不般配的结合……只有法律的维系，而心与心之间则因仇恨而远离”。一本美国人1871年写的书认为“现代”妇女是这样的：“带着一个大驼背、三块大肥肉和一团乱糟糟的衣服褶子，拖着裙子从这边走到那边，头上顶着可怕的巨型假发……商店橱窗告诉我们，她们的衣服里面充满各种衬垫、撑圈和弹簧……一个男人怎么能爱上这种复杂、扭曲、刻板、滑稽、虚伪、假清高、朝三暮四的混合体？”

“北美婚姻咨询之父”保罗·波普诺在《现代婚姻手册》（1925年）中指出，男人也是同样的令人讨厌：“很多男人都顶着一张粉刺脸、胸无点墨、油滑谄媚、臃肿肥胖，饱受便秘之苦，终日浸泡在尼古丁之中，身上甚至还携带着淋病细菌！无怪乎好女孩轻看他们，不愿与这种人共度一生或者害怕生出这样的孩子。”（作为优生学专家，波普诺相信黑人是次等种族，他反对异族通婚，认为应该为了社会福祉规范人类的繁殖行为。他还是《女性家庭期刊》“这样的婚姻还有救吗？”专栏的作者。该专栏相当受欢迎，是个长寿栏目，其内容取材于真实事件。）

在《夏娃之女：少女、妻子与母亲的常识》（1882年）一书中，玛丽恩·哈兰德从一位新婚不久、幻想破灭的女性（她刚结婚就要忍受各种不公，包括丈夫的不忠）的视角出发，指出“压在你身上的沉重十字架”是女性不得不背负的“罪孽”，“因为她们必须背负！”。她认为，经过婚姻的磨难与试炼，女人必须记住：宁可失去丈夫的爱慕，也不要失去他的尊重。

20世纪初期，塞万努斯·斯塔尔斯博士在《年轻妻子须知》和《年轻丈夫须知》中强调夫妻共同兴趣爱好的重要性，他建议最好在婚前进行一次露营旅行来测试双方是否适合。负责家务的母亲和赚钱养家的父亲组成的是完整的家庭，每种性别都有各自的长处。关键是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克制：性生活不要过度；不要生太多孩子；不要穿过分的服装，例如紧身胸衣或高跟鞋。

文学作品中的小说以虚构的形式切近地描绘出婚姻的画像，到19世纪20年代，小说已经取代各种手册成为大众欢迎的婚姻指南。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繁荣发展更是提供了许多以道德说教为主的婚姻故事。历史学家朱迪斯·罗博瑟姆在《好女孩成为好妻子》一书中指出，这些故事令读者阅后不禁感慨：“感谢上帝没有让我遇到这种事”、“说得多么像我的妻子啊”，等等。小说无处不在的影响使得拉罗什福科-杜多维尔在他的《家庭指南》一书中建议母亲们不要让女儿阅读小说，因为这样会鼓励她们相信一种现实中不存在的幸福，从而弱化其道德秉性。在美国，以虔诚著称的丹尼尔·魏斯、《年轻女士的顾问》（1857）一书作者讥讽地评论道：“很多人对爱情和婚姻的观念是通过病态的小说、夸张的戏剧表演和轻浮的对话形成的。”

嫁妆箱与进入社交圈

大多数西欧和北美的女孩都盼望结婚，而且在婚姻方面深受各种文学作品的影响。她们需要在了解本国婚姻习俗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家庭。女性亲属会帮助她们准备一只“嫁妆箱”（hopechest，“希望的箱子”）。“嫁妆箱”这个名字本身就反映出不是所有女孩都能找到理想的丈夫。嫁妆箱是个坚固的盒子——不过有时候可能是一只抽屉或者衣柜的一部分——专供存放亚麻衣料和银器等基本的家庭用品。嫁妆箱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农业文化，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和20世纪的最初十年这段时间里，欧洲和北美的农民与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们都有这么一只嫁妆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