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心理学家制定的目标过于专断了。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单一的价值标准上，我们就拒绝了无数种与该标准不吻合的可能性。奥德赛的故事，是心灵多面性的一个写照。只有承认心灵的多面性，敞开心胸探索未知，我们才能获得新的发现和启示。故事中的大海象征着命运，即我们生而历经的世界。每个人的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完全无法预知，因而也充满了危险、乐趣和机遇。要想成为自己生命的父亲，我们就必须熟悉这片大海，敢于在它的波涛中航行。

我在这里所说的父亲，是指深层次的父性形象，这一形象植根于我们的心灵中，为我们提供一种权威感，让我们觉得自己是生命的主宰。《奥德赛》为这一过程添加了一段有趣的主题。奥德修斯远在他乡时，曼托尔在他家中代行父职，负责照料家园、教导他的儿子忒勒玛科斯。我们生活中的父性形象分为两种。其中一种是替代性的父亲，表面上担任父亲的角色，但却干扰我们的心灵追寻父性的旅程。另一种则是曼托尔式的角色，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即使在教育和指引我们时也保持着限度，绝不篡夺父性的地位。有些教师似乎并不了解，他们的学生需要经历自己的冒险，逐渐发掘自己心灵中的父性。他们只是期望学生成为自己的复制品，遵循相同的价值观，追求相同的信息。商界和政界的某些领导人物，则专注于向社会推销个人的意识形态，而不是担任真正的良师。他们不了解，民众必须展开自己的集体冒险，才能在整个社会唤起心灵层面的父性。曼托尔式的导师具备真正的智慧，他们的乐趣源于灌输父道，而非篡夺父权。

《圣经》给我们以“在天之父”的意象，而《奥德赛》则讲述了父亲在海上漂泊的故事。父亲在海上追寻父性之时，我们需要曼托尔式的导师，也就是生活中的父性形象，以免心中的父性流于泯灭。但他不是我们心中标准的父亲在某些人身上的“投影”，只是父亲在日常生活中的代表，因为真正的父亲永远都在海上漂泊，致力于父性的缔造。我们迫切需要生活中的父性形象，因为他们可以激起我们心灵深处的父性，为我们提供智慧和指引。从这一意义上看，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对社会来说，可能比他们的实际成就更为重要。这里所说的“形象”并不是指他们通过宣传建立起来的表象，而是集领导者、辩论者、策划者和决定者于一体的身份，这样的意象具有真实的父性意义，所以能让人们产生安全感。

由于缺少心灵上的父亲，我们的社会只能依赖理性和意识形态的引导。这样一来，我们全都患上了“集体失父症”：国家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少数人独享丰硕的经济成果；社会缺少在道德、法律和社区生活上足以充当典范的人物；我们不再追求心灵的冒险，宁可固守旧的观念和意识形态。

在文化上，我们也面临着父权的崩溃。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长期以来受到的压迫是男权统治的结果。这一批评很正确，但政治上的父权并不等于心灵中的父权。父权指的是绝对的、深远的、原型的父性。我们需要父权在深层次上的回归。倘若一方面遵循表层的、压迫性的父权，另一方面却又批评它，那我们永远走不出死胡同。在这种分歧中，我们找不到父性的真正精神，而无论是整个社会，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