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朱镕基上任中国总理之后立刻遭遇亚洲金融危机一样，格林斯潘刚上任便屡遭不顺。就在他宣誓就职成为美联储主席的69天后，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票市场跳水了23%。这位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不得不抛弃在经验和学术中得出的结论，而试图更多地依赖于直觉去平复潜在的混乱。美联储很快承诺向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服务，并通过购买政府债券强力向市场注入资金。市场在24小时内开始趋于稳定，格林斯潘和他领导的美联储也获得了金融市场和政界的称赞。这就是迈向“格林斯潘看跌期权”这种可预测的保增长应对模式的第一步——美联储的这一系列应对措施旨在为处于危机的市场构筑一道底线，就像看跌期权的作用一样。

格林斯潘的本能反应也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深藏在他痴迷的客观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源头》的作者艾茵·兰德的思想观念中。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他就积极参加兰德每周的沙龙。在她于1982年去世前，格林斯潘一直作为她核心圈子的一员与她保持亲近的关系。1974年，当格林斯潘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兰德就与他的母亲一起站在他的身旁。

兰德的哲学将“强调理性、个人主义和开明的利己主义”作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核心思想，并认为这种体系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形式。当格林斯潘还是一位年轻的经验主义者，与她首次接触时，正试图更深层地了解美国的经济。他不认同凯恩斯的新理论，而是在兰德的学说中发现了一些特别之处：这是使市场重焕生机，并为他的数据搜集提供框架的一套哲学理论。在面对如1987年10月这等规模的严重市场失灵时，格林斯潘的本能反应就来源于深入其骨髓的自由放任的客观主义学家的思想理念。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重建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股票市场自由运行的功能。

格林斯潘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空想家。他把在其长达20年的经济顾问工作中积累的分析能力和经验带到美联储主席的工作中来。尽管如此，他还是需要完成从微观到宏观的艰难的过渡。他试图依靠自己的优势完成这个过渡，尤其利用他对于推动工业活动、技术改革和生产率走势的力量的浓厚兴趣。由于他早先是一位经济顾问，他极有创造性地将一些诸如货车车厢装载量和棉花价格这样的非传统数据源带入了美联储的分析和预测工作中。

但是思想意识还是成为这位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的绊脚石。思想意识最终扭曲了他的分析，也致使他过多地将他自己的哲学理论带入美国货币政策制定中去。在一些关键的时刻，他甚至让自由放任的客观主义理论凌驾于许多久经考验的宏观经济规律之上。

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是他更改自己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股市的评价。他认为自己在1996年所说的“非理性繁荣”实际上就美国先进的技术和生产力的突破而言是合理的。随后，他又否定了美国出现全国范围内房地产泡沫的可能性。他认为美国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房地产市场，而是由多个地方性的、几乎不相关的房地产市场组成的一个大的集合体。同时，他也毫不担心信贷泡沫，并认为像衍生品和所谓的结构性产品这种本质上为不同金融工具结合体的金融创新是自由市场的天才创新产物，并将轻而易举地消除借贷人之间的风险。

这些新的金融工具的复杂性在格林斯潘看来也没有任何问题。创造这些工具的那些卓越的金融创新可将风险分散至众多的自由市场的参与者们那里，正是这些参与者们为调节严重的金融波动提供了带有缓冲作用的流动性。另外，他认为次级抵押贷款（以下简称“次贷”）可以体现金融新科技是如何更有效地达成使较低收入阶层也能“居者有其屋”的崇高的社会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