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朱镕基的成功最终成为格林斯潘要面对的问题，当然，反之亦然。通过推行改革开放，朱镕基释放了现代世界最强大的出口机器。同时，由此而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供应链也成为威胁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等高成本经济体的工作和收入的几大相关要素之一。格林斯潘应对这些压力所使用的措施——寻求增长的新方法而冒险——最终使美国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但是，中国的成功也衍生出了一些复杂的问题。当中国由出口带动的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逐渐积蓄力量时，它对中国重要贸易伙伴的反通货膨胀效应也在逐渐增加。格林斯潘利用这样的低通货膨胀率继续推行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其所需要的宽松货币政策。他思想意识的狂热使他始终坚守着他的观点——所谓的大稳健是由可以永久战胜通货膨胀的生产率导向型的美国经济支撑着的。而另一个解释——“仅仅”暂时抑制了通货膨胀的中国出口大浪潮对他而言毫无意义。

但是，朱镕基并不能摆脱指导中国推动不断加重的全球失衡问题的责任。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正确利用经济复苏拯救了岌岌可危的中国经济，之后朱镕基积极行动，规划和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切实地让中国经济增长。然而这个方法却为之后的局面埋下了隐患。朱镕基这位微观管理者的实际经验最初是在中央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未能洞察到中国经济的大变化实际上是由他所主张的企业所有权转变而造成的。现在已经市场化了的私有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和股东回报，越来越多地关注成本控制以及可以被削减或被机器代替的剩余劳动力。

这就意味着，中国不得不加快发展，通过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减少贫困。由此而产生的中国经济的十分危险的发展速度是最终导致中国国内外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这也导致产能过剩和资源消耗、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环境恶化和污染。尽管中国在“文革”之后的经济增长任务非常紧急，朱镕基还是未能重视越来越严重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将在几年后困扰这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发展历程的国家。

就他们个人而言，格林斯潘和朱镕基非常欣赏彼此。正如大多数世界上的领导人和高级别政策决策者一样，他们二人时常在不同的国际会晤和论坛上相遇。格林斯潘写道：“我十分赞叹朱镕基对中国经济不足之处以及需要的补足措施的深刻认识。”而朱镕基多次说起格林斯潘是个“老朋友”，同时也补充道：“每当危机发生，他都会宣布降低利率。”他们总会称赞对方促进增长的方案，而实际上同时也在利用对方的方案来规划自己国家的经济政策。这种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很好地与更为深远的中美之间的合作相对应。

但这并没有维持太久。朱镕基的方针导致中国经济开始失衡并依赖于出口，而格林斯潘的策略则导致美国深陷泡沫与债务当中。这种“盲目”的发展进行得越快，越难实现真正的飞跃。朱镕基和格林斯潘都拿不出能够让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退出策略。他们认为生产者没了消费者便无法发展，而同样，消费者没有了生产者也无法发展，所以，增长对二者而言都至关重要，应不计后果地致力于增长。最终，这两位政策决策者纷纷落入相同的虚假繁荣的陷阱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