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与格林斯潘两人的各方面对比揭示了许多关于中美间相互依赖关系的事实。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体系显然是迥异的：美国典型的市场经济体系与中国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但这两种体系对它们各自的政策制定者却有着相似的需求。

当朱镕基和格林斯潘分别掌控各自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时，中美显然在发展上处于两个极端，但两者都遭遇了重大的决策挑战。这位中国新一任总理不得不将这个坚定但模棱两可的有关经济发展的承诺转变为实际行动，而在这个越来越复杂，并且竞争与相互依赖不断加强的时代，新任美联储主席则不得不积极应对以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是他们共同面临的挑战。

在经济管理与政策制定方面，朱镕基与格林斯潘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各自在产业分析的实证中小试牛刀——朱镕基作为核心的规划者，而格林斯潘则作为商业咨询师。他们二人都很善于评估艰难的挑战，并发展在实践性证据中有着牢固基础的那些已成型的策略。但他们主要的区别在于思想意识——并不是大家可能会认为的那样。现代中国惊人的发展源自一种对“文革”狂潮的强有力的抵抗。邓小平将这一力量转变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信条：改革开放，而朱镕基的卓越贡献则是将这一信条具体化并实施。在执行这一策略时，他不仅很实际也非意识形态地乐意利用市场以及国家导向的政策制定，来推动经济的不断发展。

相反，格林斯潘却是意识形态的忠实追求者。他想要为几乎每一个挑战找到一个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行得通的应对方法。在美联储政策的制定中，他的放任主义思想引起了一种货币宽松的错觉，并最终导致了资产泡沫、储蓄不足、过度借贷以及一波波后泡沫经济的冲击。最终，这位资本家还没有这位社会主义者来得实在。

格林斯潘与朱镕基两人在思想意识上的反差甚至触及两国经济发展关系的另一维度——维稳。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机制对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发展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不可知的。格林斯潘坚信经济的波动是当局决定要完成国会所下达的保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指示而所要承受的后果。而始终坚持监管当局相比市场参与者对经济的泡沫了解得更少的格林斯潘相信在泡沫破灭后，美联储有手段和能力使经济恢复平稳。

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早期，这一切可以说只是基于他自由市场经济的客观主义理论的一种预想。但在2002年，他将一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邀请到美联储董事会，这位教授关于货币政策在解决资产泡沫时所起作用的研究得出了与格林斯潘的理论相似的结论。正如我们马上知晓的那样，本·伯南克与格林斯潘讲究意识形态的美联储相当适合。在2004年一场庆祝“任务达成”的演讲上，这位大师基于这项合作过早地吹嘘着在2000年股市泡沫破裂时美联储采取“扫除通货膨胀”这一应对战略的优势。

而对于朱镕基而言，经济的稳定意味着一切。基于对中国漫长历史长河中的不稳定与动荡，以及现代史上的“文革”，他将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的稳定作为中国大政方针中极其重要的目标。比如，朱镕基充分认识到1980年年底激增的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大幅减缓并打击了中国经济这一情况——许多人坚信这是一种“硬着陆”的方式——他立刻强调了他期望1993~1994年的通货膨胀问题可以通过更易被接受的“软着陆”方式来处理。与格林斯潘那种倾向于在事情发生后再解决的后泡沫时代灾难的风格相比，朱镕基坚信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应先发制人以避免发生灾难。中国不断部署着被称为具有前瞻性的经济政策：首先在20世纪90年代末解决亚洲金融危机，接着抵挡21世纪初的科技股泡沫后的形势，以及应对2008~2009年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