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南克对“稳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像温家宝一样，伯南克对于历史上的动荡极为关注——他曾认真研究过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动荡，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但最终，与他的前任格林斯潘一样，伯南克主要依赖于自由市场体系的平衡倾向。他们认为，市场和经济体顽强且富有弹性，很少发生严重失灵。在伯南克的认知中，公共政策更多地应该在极少数情况下用来处理后果，而不是来避免波动的发生。

这些原则正是美国现代经济史上最冒险政策的核心所在。如前所述，这些原则也为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提供了依据，也是格林斯潘的继任者的经济策略的基础。但是，这些原则是伯南克加入美联储之前的学术成果。

1979年，伯南克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在那个时候，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系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而伯南克被认为是首屈一指的理论家。伯南克的博士论文也证明了这一点：三篇关注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微观经济基础的抽象论文，但是，他却没有尝试探索如何将这些理论应用于任何实际的经济形势。把数学和理论当成研究经济学的窗口的绝不仅仅是我们这位未来的美联储主席一人。在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这种方法正吃香。

值得称赞的是，伯南克很快就把他的数学和理论技能应用在各种更实际的实证研究领域。作为斯坦福大学一位年轻的助理教授，他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学应用的三个方面：信贷周期、金融传导机制（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和金融危机。不知不觉，他所积累的知识成为他担任美联储主席后所采取的货币政策的基础。

在斯坦福大学当了6年的助理教授后，伯南克于1985年来到普林斯顿大学，直到2002年，他第一次被任命为美联储理事。在普林斯顿大学，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大萧条发生的原因和过程，以及资产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在当时，他必然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有多么紧密相关。

他对大萧条时期的研究深受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理论和见解所影响。与弗里德曼一样，伯南克认为，美国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灾难性的崩溃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因素造成的，美联储未能在摇摇欲坠的银行体系中建立有效的防火墙，同时也未能提供足够的货币来支持美国经济危机。这些发现成为被现代中央银行奉为正统的反周期战略的基础。通过降低利率和向银行系统注入充足的流动资产来实现的最大限度的货币刺激政策，已成为银行系统广泛接受的应对严重经济衰退、通货紧缩和经济萧条的最有效手段。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这种方式被中央银行视为“大火箭筒”——经济政策领域中最重量级的武器。

尽管听起来简单，但这种方法存在很大的争议。而这就涉及伯南克研究中的第二个方面：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中央银行在塑造这种相互作用中能够扮演的角色。伯南克一直都是金融加速器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他认为通过货币政策和信贷周期之间的反馈回路，可以放大经济金融环境急剧变化的影响。这个理论认为，金融市场收缩得越严重，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只有最大力度的货币刺激措施才可以中和，或者有希望抵消金融加速器的紧缩力量。这个结论是伯南克为21世纪的美国经济所开的处方，同时，他还借此批评日本政策制定者在其经济衰落时期对抗通货紧缩压力时过于畏首畏尾。当然，美联储还充分运用这一理论在金融危机和后危机时代推行积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