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经济体所需要的绝不仅仅是敏锐的决策者，还需要明确或抽象的战略部署，以及将其贯彻落实的决心和措施。因此，相关机构就必须在各自经济体的设计和监督战略实施的过程中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管。在这方面，中国和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自1953年以来，中国仿效苏联，开始施行“五年计划”。40年间，中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一直承担着为中国国有经济的资源配置制订详细计划和实施方针的职责。而随着所有权从国家转移到私人手中，计划职能也悄然改变。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替代了过去的中央计划机构，并承接其职能。虽然改革已进行了30年，国家发改委仍然担负着经营、管理中国经济的至关重要的职能。

而在美国，并不存在“国家发改委”。正如亚当·斯密在250年前所预想的一样，美国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计划职能，或者说是战略职能，更多地是由“看不见的手”所操控，但美国政府绝非经济内部运作的旁观者。这一章将主要关注美国行政分支上与中国国家发改委最为接近的国家经济委员会、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这两个组织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比更是一种延伸，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对比国家力量在这两大经济体中指导决策过程的异同之处。

中国国家发改委实际上可以监管中国经济决策的方方面面。从提出和设计“五年计划”到制订一系列的实施措施，如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新兴产业发展目标、资源和气候变化政策、关键价格管控以及金融和货币市场改革等都囊括在内。国家发改委并不设置独立议程，而是在由国家确立的战略框架中运行操作。

美国政府的监管则要模糊得多。美国约占GDP 1/4的政府预算，是以与中国的经济计划最为接近的形式分配的。其中，政治周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是由金融市场和选民驱动的问责制，另一方面是承担经济管理职能的领导者和相关机构。美国政府和其所代表的选区每两年实施一次选举，因此长期战略或计划很难得以贯彻实行。在美国，实施任何战略的决心总显得摇摆不定，在危机期执行力较强，而在繁盛期则相对较弱。

近几年，美国联邦预算从一份战略声明变得更像是政治角斗场。美国宪法中规定的权力制衡使得政治上的两极分化断送了以政府为导向的战略主动性。因此，中美在战略范畴上完全站在不同的两边，这也为两国经济持续性的相互依赖提出了挑战。

尽管两者的组织框架完全不同，但是两国的经济战略有着许多相同的基本目标。最首要的是就业保障和社会安定，以及实现这两大目标的前提：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美经济在相互依赖的各个方面都面临更高的要求，这就需要两国更加关注彼此的经济战略。究竟是美国政府还是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更自如地应对自身经济体中战略挑战的多重性，尚待分晓。

发展与改革：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管控资源分配的中央计划一直是其经济架构的关键。最初，中国政府创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来承担这一重要任务。国家计划委员会创立于1952年，并仿照苏联模式制订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苏联在20世纪30~40年代之所以拥有蓬勃发展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中央计划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密切关系，更使得指令性经济和国家所有制形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