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国的中央计划与苏联精确性强的物资平衡规划并不相同。苏联模式是在对供需条件的详细评估的基础上，对部门、产业和产品进行资源分配；而中国模式更取决于现行政策等的制定。就实现生产目标而言，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取得了很大程度的成功，然而之后的“五年计划”则不尽如人意。第二个、第三个乃至第四个都是以失败告终，其中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遇上第一章提到的“大跃进”运动，中国经济陷入最低谷。其对经济发展的破坏力之深、之广，使得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后的第四年才恢复了下一个“五年计划”，也就是1966年开始推行的“大力发展农业”任务。

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期间，“文革”接近尾声，中央计划经济几乎变成了含糊、矛盾的概念。当时经济状况一片混乱，国家计划委员会功能紊乱，几乎丧失了对中国经济的掌控。1960年，中国和苏联领导人彻底决裂，此时两者经济形势和计划效能上的分歧加剧了彼此间的紧张关系。苏联巩固了其超级大国的地位，而孤立且动荡的中国走上相反的道路。

1976年，“文革”彻底结束。混乱和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暴露出诸多问题，在随后几年，邓小平抓住机会，提出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关键的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的序幕，使得动荡的中国经济走上了建设性的轨道。一种全新形式的中央计划经济渐渐获得认可。

国家计划委员会渐渐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混乱中恢复，中国经济形势得以改善，其地位也得到巩固。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做出重要决定，摆脱苏联计划经济的僵硬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双轨制”，也就是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基础性地位的共存体制，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尝试。这种转变是谨慎且缓慢的，但突出了中国经济战略的最重要且与众不同的特点：适应性。

之后，朱镕基和温家宝开始更加大刀阔斧地促进中国计划经济框架的转变。正如在前两章中提到的，这与他们对于经济管理的方式更加熟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和朱镕基刚上台的大背景下，国家计划委员会重组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并在之后的几年时间内重新调整中央计划职能。2003年，温家宝担任总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重组为现在的国家发改委。在这一方面，国家发改委算得上是温家宝上任后的心血之作。

关于国家发改委，首先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计划”一词已经在表述之中消失了。“计划”暗示着潜在的独断和僵化的由国家主导的资源分配，而这已不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特点。取而代之的是混合体制下两大更为灵活的特征：发展与改革。也许这听起来不过是粉饰性的或字面上的改变，但这一变化的确为领导者提供了不一样的执政视角。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许多重要举措得以迅速实施，尤其是在近几个“五年计划”中，用数字来衡量的任务明显减少。和之前的以具体行业为划分基础的计划不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行的第九个“五年计划”开始，在所公开的将要实现的计划中，目标的数量大幅减少，而更多地是以整体GDP增长水平和消费水平、投资、房价和净出口量等主要指标为衡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