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开战就是为了宣告这样一种信息：这两场战斗都源于中日之间的冲突。蒋介石知道，他很可能丢失上海。冯·法肯豪森曾向他提出建议，比起平原开阔的华北，街道拥挤的上海对日本来说不是一个有利的战场，蒋介石取胜的机会要更大一些。然而，蒋介石的部队虽然强悍，但人数很少；而且国民革命军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只听命于其将领，而这些将领只是偶尔才会听从中央指挥，广西军阀李宗仁就是个明显例子。作为一个预防措施，国民党从1932 年起就制订了相关计划，陆续将政府和工业生产转移到内陆，以避免东部沿海地区一旦被侵占所造成的损失。

然而，对国内外而言，将战争引到上海都是个相当重要的决定。尽管轰炸机飞行员的表现骇人听闻，但中央军还是全力以赴，投身于上海保卫战中。对国内来说，在上海与日军血拼的决定表明，避免军事冲突和做出政治让步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战争已经升级到了国家层面。在这之前，人们还可以说，“满洲问题”是个需要单独处理的问题，不影响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主权。那时候关于满洲的谈论有很多，但鲜有实实在在的行动。来自东北的流亡者越来越失望，他们没有能力以武力夺回东北。与上海所在地——人口众多的长江三角洲相比，即便是北平周边的华北也显得偏僻。日本人喜欢鼓吹“中国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各种政权组成的混合体”，这样他们就可以从中获益，所以他们不将冲突说成是战争，而是称之为“事件”。他们将在整场战争中坚持这一分化策略，暗中资助中国各种军阀政权，后者中有许多都持有与国民党不同的政见。但现在蒋介石明确表示，攻击华北者将在华南遭到反击，整个中国将投身其中，“抗战到底”。这一用语很快就界定了这场冲突的性质，时至今日还有人在使用这个词语。

通过将战争引到上海，蒋介石迫使世界关注此事。对世界而言，中日两国在华北的磕磕碰碰可以被视作是在“偏远地区”的小打小闹，因为那里距离上海的租界很远，并没有引起外国势力的重视。蒋介石怀着很大的期望，希望通过这场战争引起外国势力重视并赢得支持。在日记中他写道，他希望“使各国怒敌，作经济制裁……并促使英、美允俄参战”。 9 月12 日，对于西方国家不愿意支持中国的行为，宋美龄在电台讲话中严厉谴责道：“如果整个西方世界都对此保持冷漠，并放弃它们的条约……那么在中国，多少年来曾经背负懦夫骂名和耻辱的我们则会竭尽所能，奋起反抗。”1932 年满洲被占，国联视若无睹。这一次，它也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帮助，只是在言辞上表示支持，称做出一致决议，谴责日本公然轰炸中国城市。有一种表示支持的言论尤为讽刺，西班牙作为同样一个在战争中求生存的国家，也发现了自由派的国际主义根本不可靠，西班牙的外交部长对此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声明：“西班牙全体人民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深切的同情。”某些国外势力开始有了一个模糊的认识：尽管当时的中国寻求与日本协商似乎更为现实，但此次对日本的抵抗是中国下定决心的一个迹象。英国外交官罗伯特·豪记录道：“在南京，我发现当时的一大困难是，当局似乎没有人能或者愿意拟定一个条款，以作为与日本谈判的基础。”11 月27 日罗伯特·豪继续写道：“不愿投降的态度实际上局限于军队和知识分子，而农业和商业上的大部分人并不关心，他们仍然对和平存在奢望。”而蒋介石的行动粉碎了国内外人士的“和平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