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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学文化经历了很多深层的变革——有的变革慢慢巩固下来，比如19世纪晚期出现了选修课，并不再强制做礼拜；而其他一些变革则很突然，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大学宿舍异性访客守则的废除。还有些深层变革，发生在有些人称为大学生的“学习方式”方面。曾在好几所大学任教过的文化评论员卡林·罗马诺（Carlin Romano）报告说，今天的很多本科生，在被要求“从头到尾地读一整本书时，感觉这要求很不公平，就好像要求一名慢跑者跑马拉松”——某些教员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把学生召集起来，到教室外面去，读《失乐园》或《尤利西斯》这样的长篇。执教于新泽西学院的社会学家蒂姆·克莱德斯戴尔（Tim Clydesdale）说起了“新认识论”。使用这个词，他的意思是：学生不再“对高校及其教员有敬畏心，满足于通过听课来接受教育和让教员来决定什么值得去了解”；现在，他们开始“清楚地”明白“在每一个命题和任何知识主张上，都可以找到权威人士，因此……（他们）怀疑（私下里）我们宣称是真实或重要的任何事”。哈佛大学的英语教授路易斯·梅纳德（Louis Menand）认为，对于“习惯了在短期爆发中处理多个信息渠道的一代学生”，现在的大学教师还没有让他们适应陈旧的“传播知识的线性模式——独白式的讲课，一条思路走下去，在50分钟后才达到智慧高潮”。 实际上，在学生和教员的精神世界里发生的变化之间，经常有滞后，在后者赶上了前者的时候，新的学生已经有了新的态度，于是，新的循环又开始了。在20世纪60年代，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学生们大多比教员更激进。而在2010年以后，这一点貌似发生了180度的转折。

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廉·鲍温的桌子上一直摆放着一个雪花石膏日历，上面刻有博物学家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的一条评论：“新时代紧追不舍，旧时代一去不返。” 这是个好建议。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大学的变化很小，这也是实话。新时代的大学校长很快就发现，他们进入了美国生活中变化最缓慢的院校中——甚至比邮局还慢。俄亥俄州的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尔（Richard Vedder）对全体听众说：“自从苏格拉底的时代以来，两千四百年里，可能除了卖淫业之外，只有教学这个职业是唯一绝对没有生产力进步的职业。”他这番话，着实引来了一场大笑。在2008年的经济崩溃前不久，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前校长威廉·布罗迪（William Brody）评论说：“如果你在1900年左右去 （大学）上课，跟你今天去比较一下，它们看起来会毫无二致，但是，如果你在1900年去一家汽车厂，然后今天也去，你会认不出这是哪里。”

学术界中最强的力量是惰性，这么说，可以称得上千真万确。但是，跟其意图相反，维德尔的笑话可以解释为：无论是卖淫业，还是教育业，都不能通过经济规模来改进；布罗迪的感伤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几个月之后，多家汽车公司（除了福特）都濒临破产，危在旦夕，而大学却经受住了风暴。他的评论还不算完全准确，因为在1900年的大学教室里，你很可能看不到女人，除非你拜访一所新开的女子大学；另外，你也看不到任何有色人种，除非你拜访塔斯基吉（Tuskegee）大学、霍华德大学（Howard）或莫尔豪斯大学（Morehouse）等学校。他说的事实是，1900年的教学方法跟现在的极其相似：没有PowerPoint，着装规范不同——但其他方面都能看出来。

而且，我认为，学生也一样没什么变化。他们一直在搜寻着人生的目标。他们一直对自己的天赋和志向不确定，明里暗里受着父母对他们的要求的影响，也容易分心去关注所谓的“市场”。有的学生借助作弊或纵情狂饮来应对这些压力，而另外一些学生陷入慢性焦虑和抑郁中，对于这种现象，现在有很多说法，将来也一样会有。近几年，这些问题，随着我们对它们的认识，越发严重了，这很有可能。23但是，为了让我们不至于认为现在所发生的是完全崭新的事物，大家来思考一下摘自哈里耶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在1871年所写的小说中的一段话——她是以一个回忆自己高年级生活的男人口吻写这段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