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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这两种情况——对国家和个人竞争力的争论，以及对包容式民主公民权的争论——都是严重而紧迫的。但是，这里还有第三种情况，或许是不用一种俗套而模糊的说法，就更难把它说清楚，这种情况更鲜为人知。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平实而激昂的方式来表述它，是一次在向一群我所在学校毕业多年的校友发表一番讲话之后。之前我一直在赞扬哥伦比亚大学的核心课程——这些课程，在两年时间的文学和哲学经典课程之外，还要求每个学期学习美术和音乐。最近，已经加入了一门称为“科学前沿”（Frontiers of Science）的新课程，该课程旨在确保学生毕业后对当代科学发展有一些基本的了解。我谈话的重点是有关杰弗逊的观点——公民教育。当我讲完后，一名年长的校友站起来，说了句意思大约如下的话：“教授，这些都非常好，但是你忽略了要点。”我不由得心生一阵不安，问他要点是什么。他说：“哥伦比亚教会我怎样享受生活。”

他想说的是，大学让他充分感受和领悟了本来会将他排除在外的某些体验。他阅读费劲的文学作品和理解基本的政治观点的能力，还有他对颜色与形状、旋律与和声的敏锐性，都得到了提高和深化——现在，风烛残年的他对此欣慰不已。这样一种教育是阻挡功利主义价值观的一道篱笆。它的世界里，没有教条的位置——只有对事实的意义，或事实本身的争论的位置。它平息人类的欲望，让他们去接触艺术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作品记录了他们自己的憧憬，却又超出了一个人仅凭一己之力想向自己阐明的东西。这位绅士提醒了我，它是充实的人生中无可估价的体验之一，毫无疑问，我们的大学有责任诱导并激励学生朝此方向努力。

如果说这一切看起来过于虔诚和真挚的话，我想起了一番可与之媲美的个人评论，我曾经听我的同事朱迪斯·夏皮罗（Judith Shapiro）说的。他是布林茅尔（Bryn Mawr）学院的前院长和当时的巴纳德（Barnard）学院的院长，在一群年轻人面前，就他们应该对大学有何期待的问题，他说：“你们想要的是，你们的大脑成为一个有趣的地方，伴随你们度过余生。”朱迪斯和那位哥伦比亚校友两个人所说的，有时称为“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这在今天是一个危险的词汇，它跟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政治”（liberal politics）这个词没什么必然的联系。（前伯洛伊特学院[Beloit College]的院长维克多·费拉尔[Victor Ferrall]建议，废除掉这个讨厌的形容词，换上“broad[广博]，open[开放]，inclusive[包容]”等平实的词汇，或者就用“general”[通识]这个词汇。）“自由教育”这个词源于希腊和罗马——那里的女人被认为低男人一等，奴隶制是文明社会一个可以接受的特征——保持的“博雅教育”（artes liberales）古典传统，因为“那些自由人或绅士都具备学习的闲暇”。这个词，在中世纪的学者那里得到了保留，在我们称之为文艺复兴的学术复兴时期又得以传承，在启蒙运动时期，自由教育的传统又在欧洲得以幸存和繁荣，但在很大程度上，它依然只是统治精英的囊中之物。

从这一段长长的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与众不同的贡献在于，它一直在努力将自由教育大众化，开展它，体现出基本的美国原则：所有人，无论其出身，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用一句马修·阿诺德经常被引用的话来说，“了解世人最伟大的思想和言语”有助于这种追求。这种有关受教育内涵的观点经常受到嘲讽，认为是既势力又狭隘，脱不了旧时窠臼，还不能欣然融入新时代；但实际上它两者都不是，这一点，阿诺德说得很明白，在一句（绝少受到引用）的话中，他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借助这种知识，让我们固有的观念和习惯接受新鲜而自由的思想的涤荡。”40换言之，过去的知识有助于我们严肃地思考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