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可能听起来有些草率，但也道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服务于民主的教育不仅要给更多人提供教育机会，还要明确民主社会的公民需要何种教育。对此，最近前耶鲁法学院的院长，现在参与“伟大经典”（Great Books）计划给耶鲁大学本科生上课的安东尼·克龙曼给出了一个极好的例子。在一本有着双关语书名《教育的目的：我们的大学为何放弃探索生命的意义》（Education’s End: Why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的书中，克龙曼推荐一门向学生介绍西方文化建构性观念的学习课程（在耶鲁，这门课是自愿选修的；在我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它是必修课）。在耶鲁，较少的学生，大约10%的上课学生加入了这个名为“指导学习”（Directed Studies）的计划。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是要求所有学生都学习的“核心课程”，鉴于学校是随机指定在各学期学习这些课程（目前要求在22岁之前完成），所以这样做有个好处，不会让学生们只倾向于结交同一社会经济状况或种族背景的同学。核心课程还能防止教员有褊狭观念。高级和初级教授跟研究生导师一起，每周聚谈一次，讨论指定的教材——对于来自不同领域，处于职业生涯不同阶段的教师来说，这是考虑大量问题的难得机会。此外，在其各种好处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样做，通过一种通识教育体系，把大学里所有学生都联系在了一起：一旦接受过该核心课程，就不会再有学生对于其他任何人来说是完全的陌生人了。

这样一种课程是选修课，还是必修课，在克龙曼列举出来供讨论和争辩的观点中，其价值跃然纸上：个人自由和宽容，民主政府，尊重少数人的权利和普遍人权的理想；信赖市场在随之而来的政治权力的监管下作为组织经济生活、识别需求的机制；在政治领域，鉴于官僚的功能划分有条有理，机关与官员之间也进行了合法的区分，因而信赖官僚行政的方法；接受现代科学及其技术产品的应用无所不在的事实；所有这些东西，为世界上很多地方提供了现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基础，没有这种基础的地方，人们把它们视为梦寐以求的目标，每个人都心怀最强烈的道德和物质理由朝着这个方向奋斗。

任何一个获得著名大学BA文凭的人，对这些观念和做法的来龙去脉，它们出现至今的历史过程，在社会不能捍卫它们时付出的惨重代价，以及西方传统内外的替代观念，都应该有所了解。对于一个追求自我满足的人来说，这是一种高标准的要求——有教养者的一个标志就是，承认自己的作为永远都不够，从而越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