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时代周刊》工作的乐趣之一就是与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共事，他是苏联问题专家，长期担任外交记者兼《时代周刊》驻华盛顿主任，后来又成为美国助理国务卿。［他也是克林顿在牛津大学的舍友，因此我怀疑他可能为克林顿写作有关苏联民主的论文（见本书引言部分）出过力。］1987 年7 月，我和斯特罗布一起前往苏联，回来时我们深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会彻底改变苏联与西方的关系。我们写了一篇封面报道，名为“冷战结束了吗”。当时我们的主笔亨利·格伦沃对此持有异议，他是一个外交政策的现实主义者。他让我们换一个语气较弱的标题：“冷战降温了吗”。格伦沃也曾给《时代周刊》撰写过一篇知名的有关上帝的封面文章《问冷战是否结束有点像问“上帝死了吗”》。在我们这篇报道中，有些内容与格伦沃的观点略有不同。因为到1988 年为止，冷战事实上显然不仅降温了，而且即将成为历史的余烬。我在1988 年12 月写了这篇文章，正值乔治·布什（老布什）刚刚当选总统。之前戈尔巴乔夫前往纽约向联合国发表了讲话，并与即将卸任的里根和即将上台的老布什举行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会晤。

20 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基本都被禁锢在欧洲同盟关系急剧变化的国际体系中，垂死挣扎。在接下来的40 年里，两个超级大国在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相互竞争，影响着全球非殖民地区。如今，在对联合国发表的讲话中，苏联领导人描绘了一个诱人的幻象，从此军事威胁再也不是外交政策的工具，意识形态也不再是国家关系的决定因素。

戈尔巴乔夫的设想既大胆又有新意，引人注目，充满了“化干戈为玉帛”的动人美梦——“变强化军备为裁军”，其中包括针对阿富汗、人权和军备控制等问题的诱人计划。最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单方面决定削减苏联10%的武装力量，从东欧撤出55 000 名驻军和一半坦克。如果老布什能够依此行事，那么这个惊天声明就能重启过去的军备控制会谈，反过来也能缓解美国因分担北约军防引起的压力。然而戈尔巴乔夫的策略对美国也充满着潜在威胁。声明中削减的军备数量之大足以使西方暗自得意，但这与苏联在人力、物力和地理位置上相对于北约所具有的优势比起来，可谓九牛一毛。除此之外，这位自信的苏联领导人通过一揽子精明提议再次让世界为之侧目，这一回报的诱惑程度足以使西欧保持中立态度。

但更大的危险也许在于，美国会再次发现自己无法给出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回复。戈尔巴乔夫的联合国讲话是其外交政策“新思维”最有力的阐述，该“思维”有可能继乔治·马歇尔和哈里·杜鲁门帮助建立了作为外交壁垒的西方联盟后引起又一次历史剧变。但是当苏联运用“点头”战略时——只要里根政府提出一个问题，苏联即回答“是的”——美国似乎在冒着危险把“还没有”说成俄文的“不”。

戈尔巴乔夫时机把握得很巧妙。他表现得像一个能充分运用里根关于和平与裁军这一不切实际的想法的大师，但是他即将面临一个比里根谨慎得多的新任美国总统。因此，戈尔巴乔夫明智地策划了一次及时的会晤，确保他对未来的设想可以顺利实施。老布什在他下个月上任前不能做出合理的回应，而里根的反应似乎又风马牛不相及——他在戈尔巴乔夫离开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不断地重复一句他最喜欢的俄文俚语：“信任，但要核查。”

戈尔巴乔夫再次展现了他的个性魅力和独特想法，他依然是世界政坛上最威风凛凛的领导人。他可以与罗纳德·里根抢镜，事实上他成功了。在参观自由女神像时，这位信仰共产主义的来客就像一位自信的明星；里根步履从容，好似一个亲切的老友；老布什则陷入手忙脚乱中，就像他每次看见里根的身影那样——这一点一直让他苦恼。后来，戈尔巴乔夫和其夫人赖莎访问曼哈顿引起了全民轰动，这是自1979 年罗马天主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波兰以来从来没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