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革命的人生观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不是改良旧事物，以保存旧事物，而新社会的形成必须以革命手段实现之。想通了这些问题，则一切都可想通了”。看来，父亲已经对左翼革命意识形态的强大思想力量心悦诚服，这种话语的核心就是，只有通过革命手段砸烂旧世界的方式，才能迎来新世界。个人是小我，在伟大的革命面前，小我要牺牲，只有这样才能完成集体这个大我。

1952 年父亲信中的这段话，恰恰是五四激进反传统主义运动以来的左翼革命的价值核心。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好几代中国人，都是把这种激进革命理念当作不证自明的真理无条件接受的。我们从小受到的也正是这样的教育，这种理念在二十世纪中国人心目中渐渐具有了不受挑战的合法性。

然而，站在新世纪来重新反思的话，这里面确实有着值得警醒的地方，所谓的“新”，如果是脱离了，甚至摧毁了千百年来人类的共同集体经验，如果仅凭一种想当然的价值理性，作为什么是“新”，什么是“旧”的标准，并把这种价值理性论证为“历史规律”，那么，这种我们所崇尚的“新社会”会不会变成一种想当然的乌托邦？ 当人们用乌托邦的理想标准来改造社会，摧毁旧世界，重建新世界，会不会变成另一种灾难？

其次，要建设新社会，要砸掉旧社会，需要的是集体的“大我”，集体的“大我”总要有代表者，但谁来作为集体“大我”的代表者？谁能全知全能地代表集体？这个全知全能的集权者，会不会受权力本身的毒害，而变成以集体名义行个人之私？

如果我们把思想与理念看作为改造世界的软件系统，那么，这里就存在着思想上的一些“程序漏洞”。五十年代初期的中国人很少会想到过这些问题。父亲是个军人，他更想不到这些，即使是当时那么多的大学者、大专家，他们也都是在真诚地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巴金、曹禺、傅雷，周培源、金岳霖、梁思成、陈垣、钱伟长、华罗庚，还有好多其他的大师们，都发表过同样观点的文章，都曾在这种革命大逻辑面前心悦诚服。

西方有句谚语，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是左派，就是没有良心，一个人三十岁以后还是左派，就是没有头脑。这句话固然说得过于绝对，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左派作为多元社会的价值追求，永远有其合理性，左派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对底层权利的保护，永远是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

然而，如果谚语中的所指的左派，是追求建构理性主义乌托邦那种意义上的左派，那么，这句谚语就具有很强的警示性。它以一种形象的方式表达了左派浪漫革命理想所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代表着一种社会良心，人类正是凭这种良心来批判现实、改变现实的，正是凭借这种良心，作为对批判不公平社会的参照坐标的；另一方面，左的浪漫主义，以乌托邦与“集体淹没个人”的革命手段来创建“新社会”，这就与我们所谓的“左祸”有了不解之缘。当一个民族处于脱胎换骨的新生初期，左的东西天然具有吸引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提供了改造的动力与充沛的激情，但正如一个人总要长大一样，一个民族终究要成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三十岁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