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 年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平静的一年，父亲在这一年逝世，他没有看到革命的巨大车轮在此后是如何一步一步滚滚向前推进的，他也没有看到，他信中所拥护的那些左的意识形态理念，包括“小我为大我牺牲”，包括“必须以革命手段改造旧社会”，后来带来多么大的灾难与悲剧。1955 年的肃反，1956 年的告别市场经济的全盘社会经济改造，1957 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1959年到1962年发生的夺去了数千万人生命的大饥荒，1962 年的强化阶级斗争，1963后的思想肃清运动，1966 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所有这一切的发生，无不与“以革命手段”取代“旧社会”的“左”的思想的膨胀有关，无不与“砸烂旧世界”“大我高于小我”的激进乌托邦思想体系有关。到了“文革”，这两种左的思想发展到了极致，所谓的破旧立新，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所谓的“只有砸烂旧世界，才能迎来新世界”，全是这一逻辑的进一步延伸。而“文化大革命”的逻辑，恰恰是他在信中诚心诚意要大家想通的逻辑。

许多家人都说，父亲一辈子洁身自好，刻苦自毅，有很强的、有时是过分的自尊心，旧军人的习气很重，以他的个性，他肯定过不了后来的思想改造这一关，更过不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历史变化太快，他肯定会跟不上这个他想跟上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