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7 月4 日，早上6 点，距离“吗啡点燃我的梦想”之时已近16年。我终于要实施我精心策划的“不可能之旅”——步行穿越美国。在接下来的5 个月里，每天我的住所、衣食、日常工作都将被新的景象、不同的声音和各种经历所取代。虽然暂别妻儿，但我知道回来的将是一个全新的自我。

我不是一个人徒步穿越美国。我还聘请了一个名叫查尔斯的巴西青年来当我的司机和同伴。查尔斯是一位巴西足球明星，因为在一次摩托车事故中腿部受伤，不得已才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查尔斯坐在崭新的白色福特面包车的方向盘后面，车里塞的设备足够装备一家体育用品店了。                我的妻子埃斯特拉忙着抓拍照片。许多人前来祝福，还有一些人来观赏我的E-150 福特面包车。它是我为这次的冒险量身定制的，里面改装成了快捷酒店房间，有一张双人床、一台电视、一台电脑、一台录像机、庞大的储物箱和4 个宽敞的将军座椅等。

有了这充足的储藏空间，查尔斯和我就可以装下这次长途跋涉所需要的一切。开车是查尔斯的工作，我所到之处，他都会开车以蜗牛般的速度尾随。终于要启程了，我很兴奋，也有一些忐忑。

我的行程将超过5000 英里。我体重超重，年逾50，患有糖尿病，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另外，将要离开我的妻子埃斯特拉和儿子们了，我也很伤心。走完第一英里之后，我的朋友们都按计划退出了，只有埃斯特拉和尼古拉斯陪我沿着查尔斯河走完剩下的5 英里。我的小儿子路易斯陪我走完了第一英里后，骑自行车完成了剩下的路程。

我步行穿越美国的正式出发点在位于波士顿马拉松终点的科普利广场（Copley Square）。这是我跌宕起伏的人生中一次不常规的旅行。我要反过来走完这条艰苦的马拉松路线。年轻时，我曾跑过两次马拉松。第一次大约用了4 个小时，第二次，由于脚上起了严重的水疱，我不得不在臭名昭著的“心碎山”（Heartbreak Hill，波士顿马拉松线路中最难翻越的山）退赛。

站在波士顿马拉松赛的会徽上，我像迎接教皇一样，跪下来亲吻大地。这是我迈向5000 英里路程的第一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26.2 英里处，我将会到达波士顿马拉松在霍普金顿（Hopkinton）的正式起跑线。查尔斯在两英里之外的肯莫尔广场（Kenmore Square）等我。见到他时，我已经走完了12 英里，正需要休息。衣服湿透了，我换了身衣服，然后爬进面包车。车厢外气温是32.2?C，而车厢里的温度只有15.6℃。

我的血糖很低——我知道，低血糖意味着该给身体补充能量了。我吃了一些咸味儿花生米，喝了几口健怡可乐。任何有过长途跋涉经验的人都会告诉你，不管出发前你多么精心策划过自己的旅程，都有可能被牢牢卡在路上——不是什么心血管系统问题或肌肉酸痛问题，而是你脚上的水疱。我躺在新床上，查尔斯照料我的双脚。

在我行走训练的12 周里，每次回到家，儿子尼古拉斯都会细心地伺候我。他帮我剪脚趾甲，用注射器的针头挑破水疱，敷上药，用保湿霜给我做足疗按摩。我很惊讶这么小的孩子竟然可以如此出色地完成本该是大人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