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绘制了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一些可行路线当然，任何旅程都要从波士顿开始。我决定从波士顿马拉松的起跑线开始我的穿越之旅。在哪里结束呢？旧金山还是洛杉矶？我年轻的时候，经常翻遍到手的每一期《国家地理》，对我来说，这些杂志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在加利福尼亚州拍摄的大苏尔的照片，我一直想亲自去看看。这下好了，机会来了。我假想的旅行就在那里结束，那里有气势磅礴的太平洋撞击着悬崖峭壁。

此外，我还欣喜地发现了一些押韵：Boston to Big Sur（波士顿到大苏尔）。终于搞定，始发点和终点都设定好了现在，我要不断地修改和调整这两点之间的路线。我算了算，整个旅程大概需要4 到6 个月。然而，一旦止痛药的效力退去，我的情况就没那么乐观了。回家之前医生就告诉我，我的膝盖需要几个月才能恢复。两天一次的物理治疗极其疼痛，让人难以忍受。在其他的日子里，除了去厕所，我每天都在床上度过。

一天早上，我拄着拐杖，小心翼翼地下了楼梯。做完早饭后，我盯着湿乎乎的麦片，有种呕吐的冲动。我放弃早餐，费劲地爬上楼，回到了床上。

我紧紧抱着枕头，不敢放手。我消沉堕落得太快了，我所能做的，就是整天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我已经厌倦了挣扎，也被笼罩在继子们和苏珊身上的乌云伤了。每个人脸上和眼睛里都充满悲伤，没有了以往的欢笑和兴奋。

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关爱，家里的气氛也明显不同了。现在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艰难的时刻—或许一睡不醒才是对我最好的解脱。那是1981 年，当时我37 岁。我可能再也不能走路了，这个痛苦的念头变得日益尖锐。我失去理智般地坚守着吉本斯医生的建议：制定一个计划。我当时能想象出的唯一计划就是我那吗啡引出的梦想。

我不停地告诉自己，我会再次走路的，我会考上哈佛法学院的。但现实是，除了躺在床上，我什么也做不了。我每天都在计划怎么自杀，这是我当时唯一能想到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只会让周围的人过得更悲惨——没有我，他们会过得更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之后，我决定把想法告诉苏珊。一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我脱口而出：“我现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负担。我想我应该离开你们的生活。”苏珊无言以对，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她迅速转过身去。很显然，她也一定感受到了我的痛苦。

第二天早晨，吉本斯医生打来电话，让我去剑桥奥本山医院，请心理医生评测我的心理。出于对吉本斯医生的敬意，我同意了。苏珊开车带我去，整整两小时车程，她一个字都没说。医生给我做完心理测评后，同意把我送进奥山本医院的精神病房。随后一名医生告诉我：“你道你妻子正在考虑搬出去吗？”“什么？”我惊呆了。我知道过去的几个月里，苏珊和我的距离越来越远，但我从没想过结束我们的婚姻。我只剩一人孤军奋战了，我甚至都不能和她说话——因为医院好几天不允许我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