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政治过程，无论多么稀释的参与，除了开发民智，的确还能带来其他益处。被拒绝投票权者，其利益往往会被遗忘。伙同利益与你相近的人来关心你的利益，最为保险。被排除而不能参与政治过程，至少表示你的利益只能透过别人伸张。不必假定中产阶级选出的议会代表天然敌视劳动人民，也能明白他们将会完全透过资产阶级观点来看劳动人民的问题。资产阶级的代表即使心怀再大的善意，也没有能力像劳动贫民自己那样看劳动贫民的难处。参与政治过程，牵涉的确实远远不只是投票而已。穆勒认为，民智乏启，缺少动机力量，和缺少教育是同样重要的原因。大多数人并非天生愚昧，但他们关于公共之事的想法如果连发挥最起码影响力的机会也没有，他们在政治上就会自甘消极被动。为思考而思考，只是少数思想之士的乐趣。大多数人的看法是思考必须有值得的益处。他们愿意付出智力与创意去思考他们的私人事务，是因为这思考对他们的生活有益。政治也是此理。费心费力思考公共议题，必须有其实际行动的目的，无论这目的多么遥远，否则根本不值得这么麻烦。

穆勒的所有主要关切，都归结于他所说的“进步”。穆勒并不像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启蒙之士那般认为进步无可避免。《论自由》与《论代议制政府》都贯穿着一个领悟，说社会能前进，也会后退。穆勒不是经济决定论者。他不认为工业的进步必然带来政治与社会生活任何进步。即物质进步也是没有保证的。一个社会里当家做主的感觉状态能鼓励个人干劲与进取精神，但也能轻易压垮这精神。穆勒关心自由与自我发展的未来，也同样关心勤业进取的未来。对当时表现于欧洲与英国政治上的秩序派与进步派，穆勒故作不知两者有何差别。秩序派致力保存过去的进步成果，进步派着眼于未来的进步。两者互为必要条件，因为不保全社会目前的进步状态，就没有未来的进步可言。进步派要保守派承认他们想保存的是过去的非进步层面，但穆勒担心，社会对当前进步的那种沾沾自喜，其实可能暗藏着社会倒退。

穆勒如果说是任何意义上的决定论者，那只能说他是意识形态决定论者。意见真的有作用，居于领导地位的意见犹然。18世纪的启蒙意见令穆勒心仪之处，是那意见何其顺利透入社会上层阶级。中产阶级与贵族欢迎理性时代的种种发现，国王与他们的大臣们也感受到理性的魅力。就是那不勒斯，意大利统一之前19世纪反动暴政的象征，也由开明专制统治。由于遭到法国大革命及欧洲的反动，中层与上层阶级似乎发展出一种不神圣同盟，要阻止非正统意见，或者坚持目前已有足够的进步。意见与社会或政治利益之间的关联，尤其在一个开始享受自由的政治制度的社会，穆勒十分清楚。特殊利益轻易就能堵塞自由政治的过程，挫败改革。英国的统治阶级即精于利用代议机构促进其狭隘的利益。穆勒认为，从自私利益出发的意见将是懒惰的意见，与激进意见不能相比，如果激进意见足够旺盛的话。在即将到来的大众民主时代，只考虑社会上的领导阶级，已经不够，一定要设法使全社会的人对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产生兴趣。穆勒希望选举权扩大能产生这种刺激活力的效果。依穆勒之见，民主不只是选举领导者而已，民主政治本身对选民应该有教育作用。要人民选择其代表，对政治问题有兴趣的公众意见将会延伸而贯穿整个国家。这过程将会出现观念彼此冲击，犹如发酵，必定有促成政府生气活泼的效果。

穆勒认为，民主政治除了对政府将有良好影响，其本身就是好的。他和亚里士多德与潘恩一样，相信参与政治过程对人民有益。民主政治可能混乱，穆勒认为这是利益，不是损失。民主政治要花费很多社会精力。批评民主制度者向来喜欢指责民主的社会成本，说一个社会花在选举事务上的资源用在别的事情上可能更有利。连民主制度的朋友，有时也怀疑以如此成本获致如此效益，是否值得。穆勒不然。给人民投票权而将他们带进宪制之内，能使他们成长进步。这要时间，却是未来进步的希望所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