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恩加莱乘船前往俄国

7月15 日星期三晚上11 点30 分，总统专列离开巴黎北站，前往敦刻尔克。车上坐着的有雷蒙·普恩加莱、新总理勒内·维维亚尼和外交部新任长官皮埃尔·德马尔热里（Pierre de Margerie）。第二天一早，三人又搭乘法国号战舰穿过波罗的海前往喀琅施塔得和圣彼得堡。维维亚尼出任总理只有4 周，还没有什么实际经验。对于普恩加莱来说，他的主要作用在于协助相关法令的制定，并维护自己的防守策略。随着对俄访问的展开，他的水平也显得有些差强人意了。皮埃尔·德马尔热里则是在51岁时被普恩加莱亲自提拔的。普恩加莱将德马尔热里视作看门狗， 让他注意帕莱奥洛格的一举一动，监督其可能做出的出格举动。而这在后来被证明毫无意义。帕莱奥洛格深得普恩加莱的赏识，于是在其升迁到圣彼得堡后，德马尔热里接替了他原有的职位。在这个新职位上，他也证实了自己的能力以及忠诚，后面一点是尤其被所有最高领导者所看重的。而维维亚尼和德马尔热里在政治上终归还是难有作为。

普恩加莱在 7月16 日早上 点登陆法国的敦刻尔克时，思绪万千。首先是关于查尔斯·安贝尔（Charles Humbert）对法国军方管理层震惊四座的控诉。 月13 日，在参议院的一次递交军需用品特殊预算选举报告的演讲中，作为默兹河议员（该地位于法国和比利时边界），安贝尔对法国军方管理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声称，法国的要塞质量低下，工事配备的枪支缺少弹药，要塞与要塞间的无线通信装备常常出现差池。他说，但凡德国在梅斯的无线装置处于传输中，凡尔登的接收站就会出故障。法国的大炮数量大大逊色于德国，尤其是重型机枪。有一个细节最能够吸引法国民众，尤其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母亲们的注意力，即军队急需供应靴子；安贝尔称，一旦开战，法国士兵只能带一双靴子上战场，顶多再在他们的军用背包里带上一只存放了30 年之久的旧靴子。这场演讲触动了政治神经。在陆军大臣阿道夫·梅西米（Adolphe Messimy）的回应中他并没有否认这些指控的内容，但坚持认为所有的前线情况都在迅速地改善。到1917年，大炮的不足可以得到有效缓解。

更让人头疼的是这样一个现实：身处议会风波的风口浪尖上的人正是普恩加莱的宿敌乔治·克里孟梭，他声称报道中揭露的现象说明应当对新的军事财政政策加以阻止。只有解决问题，并及时通过新的军事预算， 才能够避免推迟总统的离任。在他们赶往敦刻尔克的那天，维维亚尼似乎有些紧张，满脑子都是阴谋论的阴影——尽管普恩加莱竭尽全力地安慰他。

如果这些还不够，对卡约夫人的审讯工作将于 月20 日开展；我们有理由担心法庭上的检举和曝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丑闻，这些丑闻足以撼动政府的安全。当谣言四起时， 丑闻的规模便开始膨胀：人们传言被杀害的报刊编辑卡尔梅特掌握了线索，破译了德国人的电报，电报中清楚地揭露了卡约与德国方面在1911 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的谈判事宜。在沟通中，至少根据电报内容是如此的，卡约向柏林方面提及了双方结好的希求。同时，卡约还信誓旦旦地表示，普恩加莱已经在进行精心策划，以针对他本人。 7月11 日，就在总统离开俄国之后的第三天，卡约威胁道，如果普恩加莱不释放他的夫人，那么他就将一切公之于众。巴黎政治阴谋的隐秘机制仍然开足马力地运行着。尽管有这些顾虑，普恩加莱还是以出奇的冷静和果断的神态踏上了横跨波罗的海的旅程。这必定是在非常时刻逃离巴黎进行喘息的机会——对卡约的审判已经逐渐引发了媒体的狂乱。前三天他几乎都在甲板上度过，并给维维亚尼写信，告知在圣彼得堡的任务；后者对外交政策的冷漠态度曾让他觉得“十分惊讶”。他对这些事物的总结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普恩加莱在离开巴黎时的所思所想，包括“联盟问题的细节”、对“1912 年在圣彼得堡谈及的诸多话题”的回顾、“法国和俄国之间的军事条款”、俄国在海军条约上与英国的处理方法以及“和德国的关系的处理”。普恩加莱宣称：“我从未在德国的问题上犯难，因为我对他们的态度一直非常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