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诺·法拉奇帮了她一把，此时他已经成为《时代报》的主编，并把她带到了这里。“那时候，他已经很尊重我了。他告诉我，我是一个出色的女孩，因为我‘像个男人一样写作’。尽管我并不喜欢这个评价，但他的话还是抚平了我的伤口。但问题是，伯父不想让别人指责他任人唯亲，因此将我打入冷宫。我们来看一下，我给伯父写了什么：一篇关于拉文纳镶嵌工艺的文章，确切点说，是一篇关于加拉·普拉奇蒂亚墓失窃了一些镶嵌物的文章；一篇关于冰激凌历史的文章，这还是蒙达多利达拉莫塔付费的广告文章；一篇关于位于佛罗伦萨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塑的文章——一位天主教民主党政府官员无花果的叶子为大卫遮羞，反而引来一些学生为大卫穿上了有着花边的女士内裤。”然而，当他交给她一篇政治文章时——一九五一年乔治·拉·皮拉参加佛罗伦萨市长选举——奥莉娅娜展示了她全部的才华。文章一开始，她就立刻让读者与历史联系在一起——“乔治·拉·皮拉完全不想引发灾祸”——她对这位反常的政治家进行了描述。他十分神秘，居住在修道院中，将其所有财产分发给穷人们，仿佛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公民集会在他的带领下不断发展，比如：“在用目光环视广场一周之后，他用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将嘴巴贴到话筒上，说道：‘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这种祈求让在场的为数众多的共产党员哀悼不已。”或者他那温和的反法西斯政见：“在他表面的服从背后，隐藏着自己的能量。在法西斯肆虐的年代，多亏了这份温和，才使他能够牵着那些怒气冲冲的法西斯党徒的鼻子走。当他们勒令他去守卫位于圣十字的法西斯纪念碑的时候，他说道：‘是，是，我去，为了这些可怜的逝者。但是我去的时候不会带步枪，我会带一串念珠，然后去给他们诵读玫瑰经。’这个想法并不会讨法西斯主义者的喜爱，但至少他因此而守卫了纪念碑，他们也不再那样讨厌他。”奥莉娅娜只有二十二岁，但是已经将她作为一个讲述者的天赋充分展示给了大家，之前也从来没有人像她这样去写政治类的文章。

在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布鲁诺·法拉奇被撤职，他从主编的职位上退了下来。奥莉娅娜也和他一块儿被解雇。“我犯了一个无法饶恕的错误：我是我伯父的侄女。我和我的伯父从来都不是意大利记者界的宠儿。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们两个对于任何问题都会直言不讳吧。”幸运的是，《欧洲人》的主编阿里戈·贝内德蒂依旧信任她，他欣赏她的文风和她的行事坚决。“有一次，他对我说：‘听着，你很出色，但是不要被周围的环境所同化。事实上，那些位于社会上层的女人不会给予其他女人太多的东西，确切点说，是什么东西都不会给予。你想得到想要的东西，就不要等着她们施舍，你要直接去争取。当然，这也会令你遭到他人的厌烦。’”

他向她解释说，如果她能够去罗马，那里有更多的电影信息和上流社会的消息，她将会有更多的机会为《欧洲人》撰写报道。奥莉娅娜决定听从他的建议。一九五四年，她手里拎着装有她为数不多的财产的行李箱，衣兜里装着一位记者朋友——南塔斯·萨尔瓦拉吉奥——的地址，离开了佛罗伦萨。“南塔斯为我在皮里奥利租了一间房子，我在那里安顿下来，那也是一段我忍受饥饿的时期。上帝啊，我是多么的饿啊！我总是很饿，每天只靠小面包维持营养，最多能加几块饼干来改善伙食。当我有饼干的时候，女房东都会恰巧发现它们，但那只是为了能够责备我：‘饼干会招来蚂蚁！饼干会招来蚂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