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来到五十年代的最初几年。在罗马，意大利电影业的繁荣时期正蓄势待发。奥莉娅娜正为《欧洲人》撰写关于演出和上流社会的报道。事实上，她对这两个方面的事情根本就毫不关心。她那与生俱来的严谨和游击队的经历与罗马这个城市格格不入，因为罗马给人的感觉总是轻佻浮华的。她依旧梦想着能够写政治报道——这也是她唯一真正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在那个时代，人们都不能大声谈论自己的政治思想。她很年轻，也善于同人合作。她又是一位女性，因此别人让她去哪里，她就会跑向哪里。在《欧洲人》，只有一个人保护她——罗马办事处负责人——伦佐·特利昂菲拉。“他是一个令人愉悦的、慷慨的男人。他经常让我感到恐惧，但与此同时，他又鼓舞着我前行。他说‘啊，奥莉娅娜的那支笔杆’或者是‘用奥莉娅娜的笔杆写出来的’，在他眼中，我的笔仿佛就是马塞尔·普鲁斯特手下的那支。为了让报社能够长期雇用我，他四处奔波，但事实证明，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

在意大利，从事记者工作的女性少之又少。“我感觉自己很孤单，就像是一条杂种狗一样。但就是如此，我也像一条杂种狗一样去保护自己，去进攻，最终变成了那个被白宫接见的黑人。我也在意大利引领了女性从事记者职业的潮流。”事实上，她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是在成为作家之前的等待时期，她需要让别人记住自己的名字，同时积累大量经验。她也明白，记者这份工作可以在这些方面帮助到她。

“对于记者这份工作，我倾尽所有。”多年之后，她这样说道，“那时候的我是一个贫穷的小女孩。在记者行业，我要证明自己并不是一个贫穷的女人。我充满好奇心，渴望能够见识到整个世界，感谢记者这份工作，让我能够完成这个愿望。我在一个妇女受到压迫和被不公正对待的年代中长大，通过记者这个行业，我证明了自己能够像男人那样去生活。”

她懂得如何举止优雅，落落大方，也明白很多时候，这样可以为自己带来更多的机遇。有些时候，为了避免危险，她又需要隐藏自己的智慧，推动着对话者毫无意识地卸下自己的防备。她无所畏惧，并且经常向众人展示自己的这种无畏。她和年长的同事大卫·拉约洛之间的交锋，很快就成为一段传奇。奥莉娅娜拿着一份报纸，找到拉约洛，问他为什么在报纸上批评她。拉约洛也参加过抵抗运动，并在尤利西斯战役中声名鹊起，他开着玩笑，将自己的手枪放在了面前的桌子上。奥莉娅娜没有慌张，她镇定自若地将自己的口红也放在了桌子上。很自然地，他们两人成了朋友。之后，拉约洛曾这样谈起她：“我和奥莉娅娜·法拉奇共进过晚餐。她个性十足，很有活力，有着与众不同的智慧，她的工作能力可以击败不少的男人。奥莉娅娜是一名记者，也是一名专栏作家，她不会放过任何细节，也确信自己能够以全面的视角去看待所有的事情。她带着自己那脆弱的面庞周游了全世界。如果你能停下来一会儿，看一下她的瞳孔，你会明白面前的这个人能够释放多么巨大的能量。和她之间的交流不能用‘说话’来形容，和她一块儿，需要的是讨论和争论。当你告诉她一件事，她总是会不断且不合理地向你证明这是她早已知道的事情，她想知道那些没人知晓的事情。她想知道的是那些被隐藏起来的秘密，是那些并没有被讲清楚的事情，还有能够揭露事实的证据，而不仅仅是那些早已为人所知的细枝末节。当她的问题引起你的反感时，她会对你微笑，重新获得你的信任，然后再次开始试探你，让你说出那些本来已经决定闭口不谈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