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印象：我们的民族曾经经历过许多的苦难，或许触摸这些苦难太让人痛苦，所以我们常常选择绕过，甚至将他们遗忘，然而我们当中呢，有一些人，却不仅有勇气去重新挖掘和记录这样的历史，同时也唤醒整个民族对于这些苦难的回忆，从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到冯小刚导演的同名电影，中间经历了19年的时间，终于让这一段历史，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1993 年，刘震云创作了名为“温故一九四二”的小说。2012 年，导演冯小刚，在经历了将近20 年的起伏和转折之后，将这部文学作品搬上了年末的电影银幕。电影讲述了发生在1942 年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大饥荒，从逃荒的难民、美国记者、当时的国民政府等多种人物视角再现了那段历史的苦难。

杨澜：在这样一个大家自身压力，各个方面焦虑都很大的时代，为什么想到要拍一个关于苦难的片子？

冯小刚：这个始作俑者是震云，他写了这样一个小说，我才知道河南在1942年有这么大一个灾，饿死了这么多人。更可悲的是，震云写这个小说前，他去采访，问到很多在这个大灾荒里的事儿，这些人也都回答说记不清了。所以我觉得特别有必要把它拍成电影。

刘震云：这是我们河南人为世界留下的是最后一次幽默。比如，老张要饿死了，他想起了三天前饿死的老李，他会说，我比老李多活了三天，我值了。这样一种面对死亡的态度，是不是比追问的态度更严肃，或者更悲凉呢？这样幽默的态度，我觉得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

杨澜：描述苦难有很多表现方式。比如《唐山大地震》，里面表现灾难、表现人性的挣扎的时候，是哭天抢地的、非常宣泄的表露方式。但是这个始终在描述苦难的电影中，我看到了一种节制，没有哭天抢地，人们那么平静地在磨那些柴火和树皮，甚至带有一种满足感，还热火朝天地在准备自己的年夜饭。这种节制是你一开始就想达到的效果吗？

冯小刚：你刚才提到说，这个电影十几年没有拍成。如果在一开始就拍成了，我们可能就会出现哭天抢地的那种情况。因为一直没有拍成，所以震云有充足的时间去酝酿。徐帆在电影《一九四二》中扮演了一个农民，她和丈夫、婆婆带着两个孩子一起踏上了离开家乡的逃荒之路。在其中一场为保孩子活命而将自己卖掉的戏中，关于情绪的克制还是释放，她和冯小刚产生了表演上的分歧。

冯小刚：我跟她说，你要克制情绪。她说我没办法克制，因为我是一个母亲。我要把自己卖了，从此骨肉分离。你一直在强调真实性，但是你告诉我，任何一个母亲，她们会不会无动于衷这么冷静的告别？徐帆呢，好像对一些有文化的人一提到煽情都是一种很贬义的态度，她特别反感这个。她说，别人我管不了，但是你如果现在也要搞这种东西，我就觉得你特别恶心，这是他现场跟我说的，你太做作了。你的思想被别人绑架了，你能不能尊重花枝这么一个母亲！

杨澜：现场跟你这么激烈地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