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那如果说在文字上，还是可以留有很多空白，很多让读者自己去填补的空间的话。到了电影中，这个分寸就是显示您手艺的地方了是不是？您有没有给自己写个小纸条？

王全安：对，我还不知道他的小纸条，要是知道的话，早就装到兜里了，这电影是万万不能撕开拍的。他说的人生经历对他生命发生作用的强度，能够表现出来，但是你不能直白地去写，肯定是含蓄地，恰到好处。用什么样的角度，用什么样的方式拍每一场这种情爱的戏，怎么让人感到这个东西没有回避，同时又能够比较回避，这想了好久。我把这个问题想完了以后，我才觉得这个电影可以碰。如果说它的表达，让人感觉到你回避了，或者让人感觉你在某个地方力度没到位，这恐怕都是挺令人泄气的事儿。

杨澜：那么您想出的应对之道是什么呢？

王全安：我的应对之道都在电影里。

杨澜：这就是诱饵啊。

王全安：这不是诱饵，我们叫剧透，还不能剧透。我记得在柏林放完的时候，有一个法国的记者说，导演我注意到你片子里面，有这么多关于各种禁忌的情欲情爱的描述，但是它没有让我感到一丝龌龊。他说我知道做到这个很难，你是怎么做到的。我说不瞒你说，我在接这个小说之前就说，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比拍电影本身都重要、都困难。1942 年，陈忠实出生于陕西西安灞河区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热爱写作。然而，正当他的文学生命起步之时，却遭遇十年“文革”。对于这段经历，他写道：等不得我有创作的新发展，也等不得我有当作家的雄心壮志产生，“文革”把我最切实也最平庸的能发点文章就不错的好梦也打碎了。

陈忠实：在我的创作历程中，一直经历着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如何从假大空到生活真实，又具备艺术真实，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尤其像我这一代作家。

杨澜：这不容易啊，把自己剥离出来不容易。

陈忠实：过去接受过很多极左的文学理念，然后又要回到真正的文学理念上来。

杨澜：是什么把您慢慢地剥离开来了？

陈忠实：一个是读书，一个是面对生活。生活真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陈忠实亲眼见证了渭河两岸乡村社会的变迁，也引发了他对于农民心理和命运的思考。而这些思考，成为小说《白鹿原》的创作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