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我记得您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说，当您看到过去农村都集体所有制，后来又包产到户，白鹿原上又开始砸各种木板、界碑，大家又要开始自己种自留地的时候，有一种巨大的历史的倒退。

陈忠实：我们区上领导把我安排到灞河边上的一个公社，就是现在的乡镇。我们两个人作为一个工作组，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去给农民分土地、分牲口，把集体的牛马让农民通过抓阄儿抓回去，谁抓回去就是谁的了。把牲口分到每家每户之后，已经到半夜了，月光朦胧，骑着自行车回我住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跟三十年前的柳青正好相反。柳青当年在长安县走村串巷，说服农民把土地归拢到一块，建立合作社；三十多年后，我在渭河边上，再把合作社的土地一块一块分给农民。那么这三十多年来，作为我老师的柳青和我的做法，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三十年啊，三十年起码过去三代人了，那么这三代人在这三十年内，经历了什么？为了了解1949 年以前的陕西农村，给《白鹿原》的创作积累素材，陈忠实前往西安周边各县查阅县志。1986 年的一个晚上，当他在长安县旅馆住下时，一位朋友来访，似有不解地问他：“你到长安县花时间下功夫查资料，你到底想弄啥？”借着酒劲，陈忠实坦诚相告：“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

杨澜：您当初要写这本书，如果给一个必须要写、不得不写、不写不行的理由，那又是什么呢？

陈忠实：因为我从初中就喜欢文学，大半生都在业余写作。这个就作为一种个人爱好，完全是指向自己人生的一种兴趣吧。你喜欢了一辈子文学而没有扔开，还在喜欢写作，那么起码有一部，能让自己持续了一生的心愿吧，爱好能得到一种慰藉。那个时候朋友聊天，喝了点酒，朋友问说你这个小说下这么大功夫，到处跑着搜集、查阅史料，到底要写什么啊？我说我要给我死的时候，做一部垫棺作枕的书。

杨澜：这有点青梅煮酒的意思。我觉得所有创作文学艺术的人，需要有这么一点狂傲的。

陈忠实：这不是狂傲，这是完全指向自己的。给我做垫棺作枕的书，不是要在世界上造成啥影响，是完全安慰自己这个喜欢文学，几十年这个心情。1985 年，正当陈忠实的创作生命发生转折之时，20 岁的王全安也找到了人生新的方向—— 他突然萌发了拍电影的欲望。

王全安：我当时在法国谈的那个女朋友是苏联的。当时苏联也有一个文艺代表团，他们的翻译是个法国人，她会讲俄语，我拍电影的原因就是这样产生的。有一天她跟我说有一个法国电影她特别喜欢，一个叫《老枪》的电影。她说这个事儿是真事，就发生在附近，有一队德国兵把一个村的法国人都杀害在一个教堂里，我们去看看。去看了以后，就看到那个确实很真实，那个教堂，那个讲解员我都很熟悉那种口吻，有点像我们讲革命史的那种口吻。

杨澜：很凝重的那种？

王全安：对，那个语调我很熟悉。也许是我看到这个姑娘谈到电影的时候那么欣喜、那么眉飞色舞，说起她小时候好像还参加过一个电影的时候。就那个下午，你突然好像觉得电影跟你有了联系。就是我为什么不拍电影呢，我也应该拍电影，我也可以拍电影，拍电影可以让一个异性这么喜欢。所以就在那个时候，我就下了一定要拍电影的决定。1987 年，王全安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安电影制片厂担任导演。由他编剧并执导的电影《惊蛰》《图雅的婚事》《团圆》等，在国际电影节上屡获大奖。而他对于中国当前社会现实的关照、独特的电影语言，也让他成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