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就是有故乡感，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中国浮萍式的家庭很多，对这样的精神漂移是有所感触的。另外，《我11》其实我说的十一，它不见得就是“三线”。生活的一些细节，其实我们整个大时代背景下的人，他的那种精神是一样的，它是有共鸣的。

杨澜：心灵的归属感是很多人能产生共鸣的。与其他第六代导演不同的是，王小帅的电影中充满了漂泊感和故乡感，主角也大多是无根的外乡人，这源于他本人的成长经历。1966 年，王小帅的父母带着尚在襁褓中的他，从上海辗转来到贵州，成为那个时代数百万支援“三线”家庭中的一个。父母的这一决定，影响了王小帅的一生。他说：“我从小就知道我不属于我生活的地方，也知道我没有老家，童年是在无忧无虑和看着父母担忧未来的复杂感情中度过的。”

杨澜：你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感受父亲的那种焦虑或是某种失落感，你现在回想起来能感受到父辈的那种心境吗？

王小帅：十岁左右，有一个晚上我突然醒了，醒了之后，一睁眼就看见父亲坐在那儿，拿着白酒在喝。然后父亲说，醒了，过来过来。我就过去了，过去之后，他就说，这么晚了，你妈妈还在开会呢，你妈妈就爱参与这个事情，我就不爱参与，来喝口酒儿子，跟我喝口酒。非让我喝，我就抿了一口，太辣了。但是我能够感觉到，他长期不参与那些活动，不去凑这个热闹，其实对我影响挺大，潜移默化的影响。我是觉得做人要有独立性，有自己理性的、独立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思考。当别人都人山人海在那边的时候，他在边上。为了让王小帅尽快离开贵州山区，父亲逼着他学习绘画。1981 年，王小帅考入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这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事情，让他得意了好一阵子。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附中毕业后，王小帅放弃了画画，跑去北京电影学院学电影。更出人意料的是，从电影学院毕业后，他放弃留在北京的机会，去了福建。

王小帅：我知道分到福建电影制片厂也是个冒险。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是计划经济，但是广西、潇湘、西安那几个厂都是让毕业生导演，就第五代导演，一去就拍了很多震惊的电影。我想福建厂也是个小厂，我们大学生来了，它会也给我们同样的机会，所以就兴冲冲地就去了。结果去了以后，我就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人家厂只有一个指标，不可能你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去后，就把全厂的命运交到你手上去，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那里边，写了好多剧本，写一个递上去，写一个递上去。一个电影厂五年没剧本了，我去了一年写了五六个剧本，他们很兴奋，也很高兴，但是始终就不搭你这个腔，当导演这不行。所以就很躁，就觉得自己户口、档案全过去了，一下子就离开北京了，觉着那时候真是傻，怎么到这里来。

杨澜：你躁的时候会怎么样呢？自己在宿舍里扔东西？没什么可扔的呀！

王小帅：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就一个小录音机天天放赵传、孙倩的歌。他们办公室楼下说，上班了，别听了。我说我不管，放大声音听，宣泄。在墙上写两个字“镇静”，告诫自己。当时开了个会，说你们大学生至少要当场记锻炼五年。我说五年，别开玩笑了，等不起，不可能，就跑了。拍完片子以后，我回去办护照的时候，回到厂里。当时走的时候那么小一把锁挂在门上，后来小钥匙打开以后，我一看那屋里布满了灰尘。见到了墙上写的“镇静”两个字，当时就一下子把情绪勾起来了，赶紧把门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