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是笑了还是哭了呢？

王小帅：赶紧把门关上，地上都是灰，两个脚一蹲，号啕大哭。

杨澜：哭什么呢？

王小帅：也不知道，这种哭，说不清啊，也不是伤感，也不是难受，一种感触吧。王小帅从福建电影制片厂不辞而别回到北京，开始了独立拍片的生涯。那时候的他，没有钱、没有名气、也看不到未来，有的只是大把的时间和对电影的巨大热情。他的一位好友描述道：“王小帅最落魄的时候，连房子都租不起，成天背着个大床垫在街上溜达，边溜达边筹划拍电影。”

杨澜：最绝望的时候是什么呢？因为你也说过最早的两部片子是在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拍出来的，极端到什么程度？

王小帅：那时候保定厂是专门为我开的洗片槽，都几十年不用的胶片了，把它生锈的全部咔碴咔碴掉，药水重新配好。片子全进去了之后，我在边上拉别片。轰隆一声，一片漆黑。我当时还想不过来，怎么了，停电了。眼看着片子煮在槽子里，没办法，全费了，当时呼天天不应。然后保定厂那个车间里，几个人哈哈大笑，我说你们还笑什么啊？他们说小伙子你太倒霉了，我们这儿十年二十年不停一次电，竟然被你赶上了。

杨澜：那时候真会觉得自己特别倒霉吗？

王小帅：经历过这种事，我不能再有第二次，一定要把它弄完，无论发生什么。2003 年，中国电影开始产业化之路，王小帅、贾樟柯等地下导演纷纷“上岸”。然而挣脱了体制制约之后，他们发现自己正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那就是“票房”。

王小帅：2003年，广电总局开了个会，电影要市场化，自谋生路。我马上意识到，赶快把我这么多年想拍的像《青红》《我11》拿出来。其实我拍电影不是说我要地上还是地下，不是说我地下我就怎么怎么着了，我地上我就唱颂歌了，不是，我拍电影的宗旨是一以贯之的，没有变过。

杨澜：你还是要表达你要表达的东西？

王小帅：我还是我的东西，我没变，你甭管我。于是想赶快把《青红》拿上来，拿上来之后，当然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电影，但是就是票房不好。一下子也遇到新的课题，就是说这个事情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又遇到问题了。而这个问题现在慢慢地凸显它的严重性，要把票房不好，变成你这个影片本身的标杆了。这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但这个我也觉得不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