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反乌托邦”（另一个微宣言）

我们当然要处理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反对：乌托邦主义会导致无法挽救的恐怖，如历史上斯大林主义者以及其他理想主义者，他们尝试将社会塑造成畸形的结构，在此期间杀害了几百万人。这个论点掩饰了一个根本的误解：即对更好的世界的想象本身是有问题的。斯大林主义者杀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伟大的梦想—事实上斯大林主义者曾因为缺乏想象而著称—而是因为他们企图科学地肯定梦想。这使他们以为自己有权通过制度的暴力将愿景加诸其他人身上。无政府主义者并不主张类似的东西。他们假设没有不可避免的历史，而且不可能以任何形式的高压取得自由。事实上，所有形式的系统性暴力都是对“想象”作为政治原则的侮辱，认识到这点，是开始去思考消除系统性暴力的唯一方法。

当然，人们也可以用很厚的著作来写历史上由犬儒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所作出的暴行……以上是第一个命题。至于第二个，我会说所有无政府主义理论都要自觉地反对一切先锋主义（Vanguardism）。知识分子绝不可以自认为是能够正确分析策略的精英，然后引领群众跟从。但若不是如此，还能怎样？这便是我将此书取名为“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的原因之一，因为我认为这正是人类学特别能帮上忙的地方。这不只是因为大多数自治的社区和非市场经济都是人类学家—而不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调查的对象，而且因为人类学研究方法（ethnography，又译为“民族志”）的实践至少提供一个模式，一个非常粗略、初步的模式：非先锋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实践怎样运作。当我们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进行调查时，我们观察人们做什么，然后尝试梳理隐藏在行动或行为中的符号、道德或实践逻辑；我们尝试了解他们不自觉的行为或习惯。激进知识分子一个明显的任务正是：去观察谁正在创造或实行另一种可行的模式，尝试弄清这些模式怎样可以有更大的影响，并将这些想法带回来，不是作为处方，而是贡献和可能性—作为礼物。这多多少少正是我在前几段之前说的，社会理论本来可以在民主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正如该例子所演示的，这个计划实际上有两方面：一个是人类学的，一个是乌托邦的，两者在不断地对话。

上述内容和过去几百年来人类学甚至激进人类学的主张并没有多少关联。然而长久以来，人类学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却有奇怪而又相当显著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