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说人类学包含着无政府主义，或自觉地支持无政府主义者的想法，而是两者正绕同一个圈子转，想法有时会迎面相撞，特别是一些人类学的想法—对于人类可能性（human possibilities）的强烈意识—使它一开始便和无政府主义相当接近。

让我从詹姆斯·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Frazer）开始，虽然他与无政府主义者距离甚远。弗雷泽爵士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担任剑桥大学的人类学系首席教授，是个经典的、古板的维多利亚时代学者，他根据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收集回来的问卷来描写殖民地未开化的习俗。他的理论态度是十足的居高临下—他相信几乎所有的魔术、神话和仪式都是基于愚昧的逻辑错误—然而他最为人知的著作《金枝》（Golden Bough），却是对精灵、太监长老、垂死的植物神灵、神圣国王的祭典等富有想象力、诡丽的描写。这部著作影响了整整一代的诗人和文人：其中一个便是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一战时因在战壕写讽刺诗而闻名的英国诗人。战争结束后，格雷夫斯在一家法国医院由英国人类学家里弗斯（W. H. Rivers）治愈了他的弹震症（Shell Shock）。里弗斯以在托雷斯海峡（Torres Strait）的勘探而出名，他还是一位精神科医生。里弗斯给格雷夫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后来他甚至提倡全世界政府部门应该交给人类学家管理。这并不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者会说的话，不过格雷夫斯一生倾向于在各种奇怪的政治立场中穿梭。最后，他甚至放弃了“文明”—工业社会—在西班牙小岛马略卡（Majorca）的一个小村庄里度过了五十年余生，期间他靠写小为生，而且出版了几本爱情诗集，以及一系列历史上最具颠覆性的文章。

格雷夫斯的一个论点是，“伟大”（greatness）是一种病态。伟人必定是毁灭者，而伟大的诗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他的死敌包括维吉尔、弥尔顿和庞德）。他认为真正的诗歌都是对一个远古至高神的神话式颂扬，弗雷泽爵士对这位神祇仅有迷惑的一瞥。其母系追随者在青铜时代早期在乌克兰大草原出现，但随后被希特勒所钟爱的雅利安部落打败并消灭（虽然他们在米诺斯的克里特文明生存时间稍长一些）。在一本叫《白色女神：诗歌神话的历史语法》的书里，格雷夫斯声称要将她的节庆和欧洲各地的传统联系起来，他特别关注将女神的皇室女眷进行周期性人祭的做法，这确保假冒伟人的人能够掌控局面，他在书末呼吁工业社会的最终崩坏。留意我在前面用了有点负面的词“声称”。格雷夫斯的书令人惬意同时又感到困扰的地方在于，他显然很享受写作，把一个又一个愤怒的论点抛出来，我们没法判断哪个是认真的，或者哪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在一篇写于1950年代的文章里，格雷夫斯提出了“合理性”（reasonableness）和“理性”（rationality）的分别，1980年代斯蒂芬·杜明（Stephen Toulmin）将其发扬光大，但他的文章写的是苏格拉底的妻子粘西比（Xanthippe），为她凶暴的名声辩护（他的论点是：想象如果你嫁给了苏格拉底）。

格雷夫斯是不是真的相信女人比男人优越？他是否真的想让我们相信，他靠掉进兴奋剂的催眠状态，以及偷听公元54年一个希腊历史学家和罗马官员在塞浦路斯的对话就破解了一个神话？这值得想一想，因为他的写作都十分晦涩。他主要发明了两种知识分子传统，后来成为现代无政府主义主要的理论分支—通常被视为最极端的两种。一方面，伟大女神的祭礼再次复兴，激励了异教徒无政府主义，这些螺旋舞蹈的嬉皮士表演者在集体行动中常常受到欢迎，因为他们至少看上去拥有比祈雨更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原始主义者，著名者如约翰·哲忍（John Zerzan）将格雷夫斯对工业社会的反对以及对经济崩坏的期望推得更远，他甚至认为农业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错误。异教徒和原始主义者共同分享格雷夫斯书中一些不可言传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应将它放在哪个层次来阅读。它们既是荒诞的自我讽刺，同时也严肃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