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少人类学家，其中不少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都涉猎过无政府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政治。最为人知的是上世纪初一名叫布朗（Al Brown）的学生，学校的朋友叫他“无政府布朗”。布朗十分欣赏有“无政府主义王子”之称的克鲁泡特金 （当然，克氏自己不赞成这个称号）。克鲁泡特金是北极探险家、自然主义者，他证明了那些最擅于合作的物种往往拥有最强的生存能力（举例来说，社会生物学是克鲁泡特金解答的一个尝试），从而将社会达尔文主义抛入一个至今仍无法从中恢复的困境。后来，布朗开始有了影响，他取了一个模仿贵族的复杂连字姓氏A. R. 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并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大师。年老的布朗对他年轻时的政治活动不愿多谈，但他在理论上坚持将社会秩序的维持置于国家机器之外，这显然并非巧合。

另一个最有趣的例子是马塞尔·莫斯，布朗的同代学者，也是法国人类学的奠基人。莫斯的父母都是正统的犹太人，他也刚好是法国社会学奠基者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外甥。他在巴黎管理一个消费者合作社，同时不断为社会主义报刊撰稿。他在不同的国家研究合作社，并尝试将不同的合作社联合起来，以建立一个反资本主义的另类经济。莫斯最著名的作品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对列宁将市场再次引进苏维埃的响应：如果在苏联这种货币化程度最低的欧洲国家也无法以法律杜绝货币经济，那或许革命者需要通过人类学研究的记录，看看市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而有别于资本主义的、可行的另类经济可以是怎样的。所以他在自己1925年写就的《礼物》一文中指出，所有契约的本源都是基于共同体之间的分享，对他人需求的无条件承诺，这与所有经济学教科书指出的截然相反，历史上从没有以物易物的经济：那些不使用货币的社会其实是在实行礼物经济，在这个系统里，我们现在谈及的利息和利他主义、个人和财产、自由和服从等等分别根本不存在。

莫斯相信社会主义不可能由国家建立，而应该是由下而上，才可能在“旧躯壳”中建立一个基于互助和自我管理的新社会。他认为这些现存的普遍做法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的道德批判基础，并让人们窥见社会可能的未来。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主张。然而，他对无政府主义并没有什么好感，因为他将无政府主义和其中的一名代表人物索雷尔（Georges Sorel）等同。索雷尔是一名不太惹人喜爱的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反犹太分子，现在他最为人知的是他的著作《论暴力》。索雷尔的论点是，既然群众的本质并非善或理性，那么通过讲道理来号召他们就是不足取的。政治是以伟大神话来激发他人的艺术。对革命者，他提出一个末日式总罢工（Apocalyptic General Strike）的神话，即一个完全转型的时刻。他强调要维持这个神话，需要一个革命的精英以意志去参与符号性的暴力来保持它的活力。这个精英有如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锋政党（通常当它施行暴力时不太有符号性），莫斯描述其为一种永久的共谋，古代秘密政治会社的现代版本。

换句话说，莫斯眼中的索雷尔或无政府主义都是关于引入一种非理性的、暴力的、先锋主义的元素。现在看来有点怪异的是，在当时的法国本来应该是工会强调神话的力量，人类学家则反对才是，但是在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到处漫延的时候，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一个欧洲的激进主义者—特别是一个有着犹太血统的—会觉得这一切有点毛骨悚然。这种毛骨悚然到达一定程度，甚至将整盆冷水淋在总罢工这个迷人的形象上—要知道这是想象力所能达至的、以最低暴力进行的末日式革命。到了1940年代，莫斯肯定他的批评是完全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