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资本主义怎么样？在《资本主义对抗资本主义》一书中，米歇尔·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将我们归为盎格鲁—美利坚模式的一部分，与莱茵河—阿尔卑斯模式相反。威尔·赫顿（Will Hutton）在其《我们所在的国家》（The State We’re In）中将我们界定在两者之间。我们的经济和美国经济一样，优势都在于金融服务或者媒体领域。我们没有那么多法国和德国那种小农民和大生产商的特色，在结构上从欧盟中受益。没错，我们的大部分贸易都是与欧盟做的，但是我们最大一部分投资的目的地和来源国都是美国。

社会呢？哈尔西（A. H. Halsey）在2000年的《社会趋势》（Social Trends）概要中写了一篇序言，他在序言中引用了另一段乔治·奥威尔对英国独特性的著名描述，这次是引自《狮子与独角兽》（The Lion and the Unicorn）：“大镇上的人们脸上有点疙瘩，牙齿差但彬彬有礼，与欧洲的人们不一样。”哈尔西说，如今不同了。他根据社会现实的各类资料总结出，“英国的生活已经与欧洲和北美其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实际上，在社会现实的测试中，伦敦与多伦多的相似程度肯定要高于伦敦与基辅的相似程度。因此英国所属的欧洲“类型”并不是这类欧洲国家，而是常常所说的“西方”。

另外，许多“亲欧人士”喜欢援引生活方式来证明英国的欧洲化：“看看我们喝的基安蒂葡萄酒（Chianti）和卡布其诺咖啡，在西班牙或者意大利度过的假期，在法国拥有的房子。”现在“我们常常挂在嘴边、家喻户晓”的名字不再是英王亨利（Harry the King）、培福（Bedford）和埃克塞特（Exeter），而是阿尔塞纳·温格（Arsène Wenger）、热尔博（P. Y. Gerbeau）和斯文—戈兰·埃里克森（Sven-G?ran Eriksson）（英格兰足球队的新主帅）。但是每个这样的欧洲化例子都至少有一个相对应的美国化例子。有一个卡布其诺咖啡吧就至少有一家麦当劳或者星巴克。美国电影、美剧和美语是我们流行文化的主要甚至是主导部分。

你可能会说，在21世纪初，这只是欧洲化的一部分。这种美国化也是一种所谓的欧洲现象。从许多方面来说，确实如此。但是在英国特别严重，我们美国化的方式与欧洲大陆不一样。这也不单单是我们与美国的关系所致。在1990年的一次哈里斯民调中，英国人被问到他们喜欢到哪个其他国家住。50%以上的人提到了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或者新西兰。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分别只获得了3%。这绝对是某种态度的证明，多了一个小小的语义指示。谈到美国的时候，许多英国人会用一个词组：“池塘的那一边。”“池塘的那一边”—似乎大西洋就像一个放鸭子的池塘，美国就在乡村草坪的另一边。从某种语义上来说，英吉利海峡比大西洋还宽。

雨果·扬坚持认为这都太过时：依然与丘吉尔所谓的“说英语的民族”相提并论的身份正在变淡，毕竟在美国，西班牙裔的人越来越多，盎格鲁血统不再那么纯正。他写道：“盎格鲁—美利坚主义必须在这个欧洲国家停止阻碍欧洲意识的兴起。”在我看来，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不现实，可能也不可取。我赞同罗伯特·坎昆斯特（Robert Conquest）的看法，他写道：“在西方，几个世纪以来，在无政府状态和专制统治之间开辟并保持中间道路的还是说英语的国家。”这话听起来有点沾沾自喜，但是在我看来，作为一种历史概述似乎相当真实。这是我们的身份重要而积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