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这种解构向我们表明，重大论述所提出的连续性要少得多，如果你关注威尔士、苏格兰或爱尔兰历史的话尤其如此。在《群岛》（The Isles）中，诺曼·戴维斯列出了16个在这些岛屿的历史上出现过的不同国家，其中10个国家是在过去五百年出现的。杰里米·布莱克表示，英国“具有出现连续性的天赋”。费迪南·曼特（Ferdinand Mount）在其有关英国宪法的著作中称此为“连续性神话”。我们发明了《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不仅仅是这本书，还有传统。彼得·斯科特（Peter Scott）说，“英国是一个新发明的国家，历史没有比美国长那么多”，一语中的。

尽管有这种比较性的解构，但毫无疑问的是，1939年的英国仍然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一书的最后一页引发了这种例外主义，令人难忘。当时他从西班牙内战回来，乘坐火车穿越英格兰南部去伦敦，书中写道：脏兮兮河流上的驳船、熟悉的街道、发布板球比赛和皇家婚礼消息的海报、戴着圆顶礼帽的男子、特拉法尔加广场上的鸽子、红色的公交车和穿着蓝色衣服的警察—这一切都在深深沉睡的英格兰（当然，他特意指出了英格兰）长眠，我有时担心，我们将永远沉睡，直到炸弹的巨响将我们唤醒。

现在有人告诉我们一个新故事，这是与解构或者重构我们国家历史相伴而生的。正是在英国被炸弹的巨响唤醒以来的过去六十年中，英国变得更加欧洲化了，变得不那么与世隔绝、不那么跨大西洋和后帝国主义了。然而，在我看来，这个故事似乎只有一半是真实的。没错，英国变得不那么与世隔绝和自成一体了。但是我们身份中的跨大西洋或者后帝国主义成分，特别在与丘吉尔所谓的说英语民族的关系中，真的减弱了吗？

我们见证了英国摆脱与世隔绝。但是代替它的是欧洲化、美国化还是只是全球化尚不清楚。如果我们从非常高层面的主权、法律和政府来看，显然英国变得更加欧洲化了。从《罗马条约》到《阿姆斯特丹条约》再到现在的《尼斯条约》，英国主权一直被共享和限制。我们英格兰的普通法与苏格兰法律一样常常要服从欧洲的法律。我们甚至还有欧洲大陆那奇怪的成文法，将《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写入英国的法律。在政府的实践方面，与欧盟伙伴的亲密合作是无与伦比的。另一方面，如果关注政策的内容并询问过去二十年间英国政策最追求的对象是哪个国家，答案肯定是美国。这是撒切尔政府和布莱尔政府的共同之处：对美国政策和美国解决之道着迷。

没错，在国防政策方面，自从1558年在加来战败后，时隔将近四百年，我们再次作出了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所谓的“大陆承诺”。英国军队永久驻扎在了欧洲大陆上。但以什么名义呢？以北约的名义：跨大西洋组织。哪怕计划好的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会改变这种情况，也只能缓慢改变。没错，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与欧洲伙伴有非常密切的合作。但看看巴尔干半岛：过去十年，欧洲外交政策面对的最大挑战。关键政策是在哪里作出的？不是在欧盟，而是在由四个主要欧盟大国加上俄罗斯和美国组成的联络小组，后来是所谓的“五胞胎”（Quint），还是那个联络小组，只是少了俄罗斯。谁是关键伙伴，第一个电话通常打给谁？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