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那样稳重和清明的思想家，仍深信战争乃是出于神意。广岛之后，战争就更被认为无非是一种必要的恶。圣洁如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as）都极其严肃地主张，暴君乃是出于神意，因为，若没有暴君，就不会有殉道者。但是，奥斯维辛（Auschwitz）之后，任何人再来搬弄这类言词都是亵渎之罪……在现代、文明、技术发达的世界中心发生了这些可怕事件之后，有谁还会相信上帝是必要的进步，而不是以不可预测的神意显现自己的力量吗？

——埃米尔·法肯海姆（Emil Fackenheim），《上帝在历史中的存在》（God’s Presence in History）［1］

我们完全可以说，二十世纪把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彻底的历史悲观论者。

当然，作为个人，我们能够对自己的健康和幸福前景充满乐观。由于悠久的传统，美国人民似乎对未来一直满怀希望。但是，一旦说到更大的问题，比如历史中是否曾经有过或将会有进步，我们每个人的说法就各有不同。这一世纪最清醒、最富思想的人也没有任何理由断言，世界正走向我们西方人认为正确而人道的政治制度，即自由民主。我们最深刻的思想家断言，并不存在什么大写的历史—也就是说，并没有一种囊括人类事件的有意义的秩序。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我们自身的经验表明，未来极有可能还会出现新的难以想象的恶，不管是狂热的专政、血腥的种族屠杀，还是现代消费主义带来的庸俗无聊；况且，还有核冬天以及全球变暖等史无前例的灾难在等着我们呢。

二十世纪的悲观主义与此前一个世纪的乐观主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尽管欧洲的十九世纪是在战争和革命的动荡中开始，但大体上是一个和平的世纪，在这一世纪里，物质财富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当时人们的乐观主义有两大根据。一是相信现代科学会战胜疾病和贫穷，从而改善人的生活；长期以来跟人类作对的自然也将被现代技术征服，并为人类幸福这一目的服务。二是相信自由民主制政府会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推行起来。“1776年的精神”或者法国大革命的理想将打败世界上所有的暴君、独裁者和迷信的教士。理性的自治将取代对权威的盲从，于是人人自由平等，除了他们自己之外，无需服从任何主人。鉴于这一广泛的文明运动，甚至像拿破仑发动的血腥战争，都可以被哲学家解释为就其结果而言具有社会进步性，因为它们促进了共和政府的传播。大量严肃与不严肃的理论都被推出来，争相解释人类历史是如何构成一个连续的整体的，其中的种种曲折也被理解为通向现代善果的代价。1880年，一个叫做罗伯特·麦肯齐（Robert Mackenzie）的人这样写道：

人类历史乃是进步的记录—它记录下知识的积累和智慧的增长，记录下智力和福利从较低水平向更高水平的不断提升。每一代人都把继承来的财富，根据自己的经验加以改良，再以自己取得的胜利果实而使之扩增，然后再传递给下一代……人类福利的增长，已不再受缚于任性而为的君主的干预，如今只受伟大的天意法则的仁慈指导了。［2］

在1910年至1911年出版的著名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第11版中，“拷打”这一词条的解释如下：“就欧洲而言，这是一个只剩下历史意义的主题。”［3］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记者诺曼·安杰尔（Norman Angell）出版了他的《大幻想》（The Great Illusion）一书，他在书中论证说，自由贸易已使得领土扩张成为过去，战争在经济上来看也成了非理性行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