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世纪的极端悲观主义，至少部分要归咎于早先的期望被粉碎的残酷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摧毁欧洲人自信的决定性事件。这场战争无疑瓦解了德意志、奥地利和俄国君主制所代表的旧政治秩序，但是它带来的心理影响更为深远。四年极其残酷恐怖的堑壕战，每一天都有上万人死在一块巴掌大的焦土上，用保罗·福赛尔（Paul Fussell）的话说，这“让盛行的社会向善论神话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尽管它曾是过去一个世纪支配性的公共意识”，从而推翻了“进步的观念”。［5］忠诚、勤奋、坚韧和爱国这些美德竟被用于对他人系统的、毫无意义的屠杀，这使得创造这些价值的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名誉扫地。［6］正如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中的主人公年轻战士保尔解释的那样：“对于我们这些十八岁的小伙子来说，［学校老师］应该是我们走向成人世界，走向工作、责任、文化和进步世界，走向未来的介绍人和领路人……但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死亡粉碎了这一信念。”他的结论“我们这一代人比我们的上一代更值得信任”，引起了越战时期美国青年的强烈共鸣。［7］欧洲的工业进步会转变为没有任何道德救赎或道德意义的战争，这一观念导致人们更强烈地谴责一切试图在历史中寻求更大模式或意义的做法。因此，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费希尔（H. A. L. Fisher）能够在1934年这样写道：“比我聪明和博学的人洞悉到了历史中的结构、节奏和预定模式。然而，我却看不出这类和谐，我能看到的只是突发事件如波涛般一浪接一浪涌来。”［8］

结果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个预兆而已，不久后就出现了新型的恶。如果说现代科学让制造机关枪和轰炸机那样杀伤力空前的武器成为现实，那么现代政治创造的则是一种权力之大史无前例的国家，人们为它造了一个新词，叫做极权主义。在高效的警力、群众性政党和试图控制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极端意识形态的支撑下，这种新型国家开启了一项妄图统治世界的新计划。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和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这两个极权主义政权所犯下的种族屠杀，人类历史上找不到先例，从许多方面来看，正是现代性本身使其得以可能。［9］当然，二十世纪之前也存在血腥残忍的暴政，但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把现代技术和现代政治组织结合在一起为罪恶服务。灭绝整个一类人，比如欧洲的犹太人或苏联的富农，“传统的”暴君想都不敢想，这完全超出了当时的技术能力。然而，正是前一个世纪的技术和社会进步使这一任务得以可能。这些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发动的战争，也是一种新型的战争，其中包括对大量平民的屠杀和对经济资源的大幅度破坏—因此名曰“总体战”。为了使自身免于这种威胁，自由民主国家只好采用轰炸德累斯顿或广岛的军事策略，在早些时期，这种做法会被叫做种族灭绝。

十九世纪的进步理论，把人类之恶同落后的社会发展状态联系起来。不错，斯大林主义确实兴起于一个因专制统治而闻名的落后的半欧洲国家，可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却发生在一个工业经济最发达、国民文化教育程度数一数二的欧洲国家。若这样的事件能够发生在德国，为何就不能发生在其他发达国家？如果经济发展和教育文化都不能保证阻止纳粹现象发生，那么又何来所谓的历史进步呢？［10］

二十世纪的经验大大动摇了科学技术是进步之基础的主张。因为，技术能力能否提升人类生活，关键在于人类道德是否同行并进。若没有道德的进步，技术的力量就只会促进邪恶目的，而人类的境况也会比以前变得更糟。若没有工业革命的发展所奠定的基础，比如铁、钢、内燃机和飞机的出现，就不可能有二十世纪的总体战。自广岛［被炸］以来，人类就生活在最可怖的技术进步即核武器的阴影之下。现代科学带来的梦幻般的经济增长有其阴暗一面，因为它导致了地球上许多地方严重的环境破坏，并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生态大劫难。人们常常认为，全球信息技术和实时通讯促进了民主理想的推广。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曾向全世界播报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以及那一年晚些时候的东欧革命。但是，通讯技术本身是价值中立的。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反动思想在1978年革命之前输入伊朗，借助的就是因伊朗王（Shah）的经济现代化政策而广泛普及的盒式磁带录音机。如果1930年代就有电视和实时全球通讯，那肯定会被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和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这样的纳粹宣传家非常有效地用来宣扬法西斯主义，而不是民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