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创伤性事件也构成了深重的思想危机的背景。只有知道人类正走向何方，才有可能谈论历史进步。绝大多数十九世纪的欧洲人认为，进步就是指通往民主的进步。然而在二十世纪，绝大多数人在这一问题上并无共识。自由民主受到两种主要的敌对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挑战，它们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关于美好社会的设想。西方人自身都在自省，究竟自由民主是全人类的普遍热望，抑或他们早先的自信只不过是自己种族中心主义的反映。由于欧洲人不得不面对非欧洲的世界（先是作为殖民地的主人，接着作为冷战期间的保护人和主权民族国家世界原则上的对等者），他们开始怀疑他们自己的理想是否具有普遍性。欧洲民族国家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自杀性自我毁灭，戳穿了西方合理性的优越观念，十九世纪欧洲人出于本能就能区分的文明与野蛮，在纳粹死亡营之后，就很难区分了。人类历史并不沿着一个唯一的方向前行，似乎可以说，有多少民族或文明就有多少目标，而自由民主在这些目标之中并不具有特别的优势。

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的悲观主义最清晰的展现就是，人们几乎普遍相信始终存在着一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替代方案，即强劲的共产—极权主义。亨利·基辛格在1970年代担任国务卿时，曾警告他的同胞说，“今天，我们在历史上第一次面临着这一严峻事实：［共产主义的］挑战是永无止境的……就像其他国家数世纪以来不得不如此的那样，我们必须学会驾驭外交政策，无法逃避也无法喘息……这种境况不会消失”。［11］按照基辛格的说法，要改革苏联那样的敌对国家的基本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无异于乌托邦式的幻想。所谓政治成熟，就是接受世界如其所是的样子，接受世界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这也就意味着与勃列日涅夫（Brezhnev）领导的苏联妥协。不过，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冲突虽可以缓和，但这种冲突以及世界末日战争的可能性，从未完全排除掉。

基辛格的看法绝不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每一个专门从事研究政治和外交政策的人都相信共产主义会长期存在；因此，共产主义在1980年代的世界性瓦解，几乎完全在人们的预料之外。这种预测失误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教条问题，意识形态教条总会干扰对事件的“客观”看法。它还影响了各种各样的人，政治光谱上的右派、左派和中间派，记者和学者，以及东西方的政治家。［12］这种普遍存在的盲目性，其根基要比单纯的派别偏见深得多，它扎根于二十世纪的事件所造成的极端历史悲观主义。

近如1983年，让－弗朗索瓦·雷韦尔（Jean-Fran?ois Revel）宣称：“民主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一个正在我们眼前消失的短暂插曲……”［13］当然，右派从不相信共产主义在它所统治的人民眼中有任何合法性，并且清楚地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上的缺陷。但是，许多右派认为，苏联这样的“失败社会”仍可以通过创建列宁式的极权主义找到通向权力的钥匙，借此，一小撮“官僚独裁者”能够运用现代组织和现代技术的力量，对大量群众进行近乎无限期的统治。极权主义不只是成功地胁迫了它的臣民，而且还迫使他们把共产主义主子的价值植入脑髓。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ne Kirkpatrick）在1979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中指出，这是右翼传统威权体制与左翼激进极权主义之间的区别之一。前者“默认现存的财富、权力、地位分配状况”，并“崇拜传统的神、遵守传统的禁忌”，而左翼激进极权主义试图“要求对社会整体的控制权”，并践踏“既有的价值和习俗”。极权国家与单纯的威权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它对底层社会控制的残酷程度，完全封死了变革或改良的可能：因此，“这个世纪的历史表明，期望激进的极权体制进行自我转型，无异痴人说梦”。［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