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英国和苏联各有不同的政府形式，但这三种体制下的政府都在管理着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人民对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有压倒性的共识。每个国家的公民和他们的领导人，对社会公益和他们的政治共同体赖以立足的那些传统和原则，都有共同的观点。［22］

亨廷顿并不特别同情共产主义，但他也认为，厚重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主义在过去这些年里设法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群众支持。

当前关于历史进步的可能性的悲观主义，滋生于两个彼此独立却又平行的危机：二十世纪政治的危机，以及西方理性主义的思想危机。政治危机导致数千万人被屠杀，使数亿人生活在更残酷的新奴隶制下；后者让自由民主找不到任何可以用来为自己辩护的思想资源。这两个危机彼此关联，不可分开来理解。一方面，思想共识的缺乏使得这个世纪的战争和革命更加意识形态化，因而也比过去更加极端。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纳粹征服，以放大的形式重现了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所特有的残酷性，因为陷入危险的不只是领土和资源，还有所有人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那些受意识形态驱动的冲突所带来的暴力及其可怕结果，严重地毁坏了自由民主的自信，它在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政权世界中的孤立无援处境，让人们对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念的普遍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然而，尽管我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经历完全有理由让我们陷入悲观主义，但是，这个世纪下半叶发生的事件正指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曾预料到的方向。当我们进入1990年代，整个世界没有出现新的罪恶，恰恰相反，它以一些不同的方式变得更好。近来发生的事件中，最令人惊愕的，无疑是1980年代末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崩溃，这完全出人意料。尽管这一事件极具震撼力，但它不过是二战以来成形的更大规模的事件的一部分。各种形式的威权专政，无论是右翼的还是左翼的，都处在崩溃之中。［23］在有些国家，威权崩溃后确立了繁荣稳定的自由民主；在另一些国家，威权解体带来的是不稳定甚或另一种形式的专政。但是，无论成功的民主制最终是否出现，实际上在地球的每个角落，各种类型的威权统治者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如果说德国或俄国那样的极权主义强国的出现，刷新了二十世纪早期的政治世界，那么，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则暴露了它们内部核心的巨大缺陷。这一出人预料的巨大缺陷表明，我们世纪教给我们的历史悲观主义教训，恐怕需要从头重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