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法西斯主义还没来得及经受合法性的内部危机，就被军事力量击败。希特勒及其余党在柏林地堡中，至死都仍相信纳粹事业的正当性以及希特勒的合法权威。作为战败的结果，如今法西斯主义在多数人眼中已经失去了吸引力。［3］换句话说，希特勒把他的合法性诉求建立在统治世界的允诺上；然而，日耳曼人得到的却是所谓的“劣等种族”令人恐怖的毁坏和占领。当法西斯主义主要表现为火炬游行和不流血的胜利之时，它不仅对于日耳曼人，而且对于世界上的许多民族，都有高度吸引力，而一旦其内在的军国主义付诸其逻辑结果，就再也休想了。有人可能会说，法西斯主义也遭受着内在矛盾之苦：它过分强调军国主义和战争，不可避免地会跟国际体系产生自我毁灭的冲突。因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就不再是能与自由民主抗争的严肃的意识形态对手了。

当然，我们可以问，如果希特勒没有被打败，合法的法西斯主义在今天会如何？但是，法西斯主义的内在矛盾，远比它被国际体系在军事上击败的可能性深重得多。即使希特勒获得胜利，法西斯主义在普遍帝国的和平环境中，也会丧失其内在的存在理由，因为到那时，日耳曼帝国不再能够通过战争和征服来肯定自身。

希特勒战败之后，右翼方面还剩下的替代自由民主的方案，就是一批持久稳固但最终不成体系的军事独裁政权。这些政权绝大多数除了维续传统的社会秩序，没有其他宏大的愿景，它们的主要缺陷在于，找不到一个说得过去的长期有效的合法性基础。没有人能像希特勒那样阐述一套自圆其说的国家理论，来证明威权主义永久统治的正当性。它们全都不得不接受民主和人民主权原则，然后以各种理由辩称它们国家目前还不适于民主制度，原因要么是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的威胁，要么是早前民主政权的经济混乱。每一个政权都不得不说自身是过渡性的，最终会还政于民。［4］

然而，缺乏自圆其说的合法性来源带来的缺陷，并不意味着右翼威权政府会迅速倒台或必然瓦解。拉丁美洲和南欧的民主政权，在处理各种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缺陷。［5］几乎没有政府能够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更多的政府为恐怖主义所困扰。但是，一旦右翼威权政府在某些政策领域面临危机或失败，而这几乎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情形，那合法性的缺乏就会成为它的关键缺陷。合法政权由于其良好信誉，人们对于其短期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都能加以理解，并且可以通过撤换首相或内阁来弥补失败。然而，在不合法的政权那里，失败往往导致政权本身倾覆。

葡萄牙就是一个例子。安东尼奥·德·奥利维拉·萨拉查（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及其继任者马塞洛·卡埃塔诺（Marcello Caetano）的独裁政府表面上看起来很稳定，以至于让某些观察家把葡萄牙人民描述为“顺从、宿命且极其忧郁”。［6］就像此前的德国人和日本人那样，葡萄牙人也表明了，那些置身事外的西方观察家早前认为他们不具备民主素质是个错误。1974年4月，卡埃塔诺的独裁政府在其自己军队组建的武装部队运动（MFA）的倒戈下垮台。［7］其直接动因是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战争中越陷越深且久战不胜，为此耗费掉了葡萄牙四分之一的财政和大部分兵力。不过，向民主制度的过渡并不顺利，因为MFA并非全都具有民主观念。相当一部分官兵受葡萄牙共产党的影响，以阿尔瓦罗·库尼亚尔（?lvaro Cunhal）为党首的葡共坚持严格的斯大林主义。不过，与1930年代形成对照的是，中间派和民主右派表现出了出乎意料的韧性：在一段猛烈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乱之后，马里奥·苏亚雷斯领导的温和社会党在1976年4月的大选中赢得了多数选票。这一结果的产生不小程度上得益于外部组织的帮助，其中有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CIA）。但是，如果葡萄牙没有极其强大的公民社会—政党、工会、教会—来动员和领导广大人民支持民主，外部帮助也起不到作用。现代西方欧洲的消费文明也发挥了作用；用一位观察家的话来说：“工人……可能会上街游行，高喊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但他们向往的是西欧消费社会的生活水平，会把钱花费在购买他们生产的服装、电器和工艺品上。”［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