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西班牙的民主转型，或许是近来威权主义合法性之失败的最典型例子。从许多方面来说，佛朗哥将军都可谓是十九世纪那种欧洲保守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即已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击溃的基于君权和圣坛的保守主义。然而，西班牙的天主教意识从193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激烈的变化过程中：在1960年代的第二届梵蒂冈会议后，整体而言，教会已经自由化了，西班牙天主教的诸多重要部分接受了西欧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西班牙教会不仅发现基督教与民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冲突，而且日益扮演了人权倡导者和佛朗哥独裁政府批评者的角色。［9］这一新意识反映在天主教的世俗技术官僚的主业社团（Opus Dei）运动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在1957年后进入了行政部门，并且深入参与了后来的经济自由化。因此，1975年11月佛朗哥去世时，他政权中的许多重要部门已经准备好接受一系列谈妥的“协定”的合法性，由此不动声色地就废除了佛朗哥所有重要的制度，使反对派合法化，其中还包括西班牙共产党，以及允许选举产生一个制定一部完全民主的宪法的制宪议会。如果旧政权的重要成员（至为重要者当数国王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不认为佛朗哥主义是民主欧洲的一个时代错误，并且这是一个西班牙在社会和经济层面都愈益与之相像的欧洲，这样的转型就不会发生。［10］佛朗哥政权的最后一次议会（Cortes）做了一件令人瞩目的事情：它在1976年11月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法律，该法律规定下届议会由民主选举产生，此举实际上无异于自杀。就像葡萄牙一样，西班牙人民作为整体支持民主的中间派，奠定了民主制的基础，他们先是强力支持1976年12月的公民投票、赞成民主选举，然后在1977年6月平静地选举苏亚雷斯领导的中右派政党组阁。［11］

希腊和阿根廷分别于1974年和1983年转向民主制，在这两个国家中，军队都不是被迫交出权力的。相反，他们让位给文职政府是由于内部产生了分裂，这也反映出他们丧失了对自己的统治权利的信念。像葡萄牙一样，对外关系上的失败是直接原因。1967年掌权的希腊军方从未在民主之外寻求合法性的基础，他们只是声称自己在为“健康”和“可持续”的政治体制的复位铺路。［12］军人政权因支持希腊裔的塞浦路斯人与大陆统一的要求，导致塞浦路斯被土耳其占领，并且有引发全面战争的可能，这让它丧失了信誉，从而变得不堪一击。［13］ 1976年，阿根廷的军政府从总统伊萨贝尔·庇隆（Isabella Perón）手中夺取政权，其主要目标是清除阿根廷社会的恐怖主义；它通过残酷的战争完成了这一目标，但也因此丧失了自身主要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军政府入侵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决策，挑起了一场不必要的且最终也未取胜的战争，从而足以让自己在人民中间丧失信誉。［14］

还有些其他情形，强硬的军人政府亦无力应对社会和经济问题，令前任民主政府丧失了合法性的正是这些问题。1980年，秘鲁面临着一场急剧严重的经济危机，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将军（General Francisco Morales Bermudez）领导的军人政府，发现自己无力应对一系列的罢工和棘手的社会问题，遂把权力移交给文职政府。［15］巴西军人在1968—1973年主持政权期间，曾使经济有了令人瞩目的增长，但是，面对着世界石油危机和经济衰退，巴西的军人统治者发现自己并不具有经济管理的特殊才能。此时，最后一位军人总统若奥·菲格雷多（Jo?o Figueiredo）辞职下台，让位于一位民选产生的文人总统，军政府中的许多人由此松了一口气，他们甚至为自己曾犯下的错误感到羞耻。［16］乌拉圭的军人最初是通过发动一场“肮脏战争”夺取政权的，他们镇压了1973—1974年的民族解放运动图帕马罗斯（Tupemaros）起义。然而，乌拉圭是一个具有较为浓厚的民主传统的国家，或许正是因为这一传统，乌拉圭军人试图在1980年通过公民表决来使其统治制度化。结果，它失败了，并于1983年自动下台。［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