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创建者，比如前总理维尔沃德（H. F. Verwoerd），不承认人皆平等的自由前提，认为人类种族之间存在着天然区分和等级。［18］种族隔离是这样一项措施，它一方面允许利用黑人劳工来推动南非的工业发展，另一方面又阻止南非黑人移居城市，而这本来是工业化过程自然会有的伴随现象。这样一项社会工程措施，就其野心而言可谓宏伟，但现在想来，就其终极目标而言又无比愚蠢：根据所谓的“通行证法”（pass-laws），黑人企图在工作场所附近居住就是犯罪，到1981年为止，将近一千八百万黑人因此罪名而遭逮捕。然而，现代经济规律终究不可违逆，到了1980年代后期，南非白人发生思想革命，这使得德克勒克在就任总统前主张，“经济需要数百万黑人在城市永久居住”，并且认为“在这件事上自我欺骗没什么益处”。［19］于是，种族隔离制度最终因其无益而在白人中间丧失了合法性，由此使得大多数白人接受与黑人共享权力的新制度。［20］

尽管这些情形之间确实存在着差异，南欧、拉美和南非发生的民主转型还是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除尼加拉瓜的索摩查（Somoza）外，没有一个国家的旧政权是通过暴动或革命被迫交出权力的。［21］政权之得以改变，至少部分是因为旧政权的某些成员自愿决定放弃权力，支持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当然，这种自愿放弃权力的做法通常是由某种直接的危机造成的，但它最终可能使得人们日益相信，民主是现代世界中唯一合法的权威来源。它们一旦完成了为自己设定的有限目标—清除恐怖主义、恢复社会秩序、结束经济混乱等等，拉美和欧洲的右翼独裁主义就发现自己没有了继续掌权的正当理由，而且没了自信。如果国王只希望在民主国家做一个名义上的君主，如果教会奋斗在为人权而斗争的前线，那么就很难以君权和圣坛之名屠杀人民。因此，“无人自愿放弃权力”，这一传统名言或许也就到此为止了。

毋庸赘言，许多古老的威权政权并非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为民主制，它们常常是自己无能和失算的牺牲品。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尼加拉瓜的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都不想在他们同意的选举中失利。但事实是，哪怕最顽固的独裁者，也认为他们必须通过进行选举来赋予自身一种民主合法性，至少有那么一层光环。在许多情形中，军队强人交出权力要冒很大的个人风险，他们会因此丧失主要的保护，使自己完全暴露在那些曾被他们迫害的人的报复之下。

右翼威权主义因民主思想而被排除在权力之外，这或许并不奇怪。一旦说到经济或社会整体，哪怕最为强权的右翼政府，其权力也是较为有限的。它们的领导人所代表的传统社会团体，日益处于社会的边缘，那些进行统治的将军和军人通常缺乏思想和理智。可是，左翼的共产极权主义政权又是怎么回事呢？它们有没有重新定义“强权国家”这个词的意义？它们有没有找到一种使自己永久掌握权力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