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纳一家住在党务工作者的特殊宿舍，那里曾是列宁格勒的阿斯多里亚酒店。房间装饰简陋，一切摆设都是为了工作方便。大多数党员都生活在类似的简朴环境中，即使高级官员，其生活也很朴素。要等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才以豪华公寓和消费物品奖励他的忠诚部下。从1923到1930年，尼古拉·谢马什科担任卫生人民委员，他家在莫斯科财政部公寓大楼只占一套简陋的小公寓。其邻居回忆道：“他们对资产阶级的舒适或装饰从来不感兴趣。”[22]

20世纪20年代的布尔什维克理想主义者，将这种斯巴达式生活方式奉若神谕戒律。他们继承了地下工作的禁欲主义，在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更将之转换成自己的价值观和做人的原则。俄罗斯社会主义知识阶层，其文化和思想的内核，就是对物质占有的排斥。他们努力扫除“小布尔乔亚”的生活遗迹—壁炉架上供赏玩的瓷器、鸣唱的金丝雀、全部盆栽植物、柔软的家具、家庭肖像和其他小摆设—以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建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革命激情，向“庸俗的资产阶级舒适”发起攻击，这两者紧密结合。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1921年写道：

墙上的马克思在注视

突然

张开嘴，

开始呵诘：

庸俗理不清的纱线缠上了革命

庸俗生活比弗兰格尔§更为恶劣

最好

拧下金丝雀的首级—

由此，共产主义

将不会败于金丝雀。[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