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布尔什维克的美学，热衷于装饰自己居家的是庸俗人士。理想的“生活空间”（苏维埃官员对家的称呼）只需最少的装饰和布置，纯粹以实用功能为出发点，家具最好能节省空间，如两用沙发床。在布尔什维克的想象中，人们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因崇拜财产而受奴役，简朴生活反而是一种解脱。在费奥多尔·革拉特珂夫的著名小说《水泥》（Cement，1925年）中，同是党员的一对夫妇牺牲自我，抛离家园和女儿，去帮助重建一座在内战中被摧毁的水泥厂。当丈夫格列勃开始想念老家的舒适时，妻子迅即以更崇高的目标提醒他：“你想要美丽的鲜花在窗台上绽放，床上铺满软枕？不，格列勃。我冬天住在没有暖气的房间，在共用厨房就餐。你看，我是一个自由的苏维埃公民。”[24]

布尔什维克对个人外表持有同样严苛的态度—时髦的衣服、精致的发型、首饰、香水、化妆品，在在都是庸俗的资产阶级舒适。共产党先锋队的“新人”衣着朴实—类似无产阶级或半军事化的制服—没有任何装饰。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阶段，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担忧，“布尔乔亚”文化的舒适和诱惑突然袭来，可能腐蚀广大党员，所以要将这种斯巴达态度推崇为思想纯洁的象征。1922年，党在共产主义道德方面的主要发言人阿隆·索尔茨警告说，新经济政策可能会误导党员，让他们相信“自由追求自身品味的个人生活确实存在，甚至还可模仿资产阶级社会认定的优雅”。索尔茨呼吁布尔什维克改变自己的审美观，自行清洗内心的资产阶级本能。在他看来，“想要戒指、手镯、金牙齿的人都是丑陋的，一定会激起党员们的审美愤怒”。[25]

瓦伦蒂娜·季哈诺娃1922年出生于莫斯科，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的家中长大。1917年10月率队攻坚冬宫的，就是奥夫谢延科。瓦伦蒂娜的母亲在布拉格遇见这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其时，奥夫谢延科担任苏维埃驻捷克大使。她离开身为出版社编辑的瓦伦蒂娜的生父，1927年与奥夫谢延科结婚。瓦伦蒂娜回忆，20世纪20年代，她家居住的莫斯科小公寓“只有最普通的家具和铁床”，唯一有价值的只是一只孔雀石盒，为母亲所拥有。公寓里没有任何饰物或装饰，父母对此也毫无兴趣。母亲后来成为大使夫人，也不屑于佩戴首饰。禁欲主义在奥夫谢延科的家中占统治地位，这个家是由4个小房间组成的公寓，位于人民委员会第二居住区。那是莫斯科的一个公寓街区，住的全是党的高级干部。瓦伦蒂娜的房间宛如牢房，仅有的家具是折叠床、写字台和小书柜。她回忆，这种简朴的环境都是自觉自愿的，体现了她家的知识分子原则和苏维埃意识形态。她反思道：“我们是苏维埃人，为我们社会的未来幸福而活，不是为满足自身的欲望而活。我们的生活方式具有道德上的纯洁性。”[26]

柳德米拉·埃利亚舍娃在拉脱维亚的布尔什维克家庭长大。父亲列昂尼德在1917年还是一个少年时，就从里加逃走，在彼得格勒加入布尔什维克。他为自己富裕的犹太父母而感到羞耻和不满，他的父母非常严格和凶狠，而工人运动之所以吸引他，部分原因就在于它的斯巴达生活方式。他在1920年写给妻子的信中承认，他拥护工人运动，就是为了“唾弃我的资产阶级出身”。根据女儿柳德米拉的讲述，列昂尼德对《国际歌》的歌词有亲身体会，我们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她说，他需要放弃的不只是他的阶级，“还包括他的家人、他习惯的生活方式、舒适的公寓、郊外别墅（dacha）、精致美食、时髦服饰、网球等”。他教育女儿柳德米拉（生于1921年）和马克斯娜（生于1923年）：如果享用高于工人阶级的财富和舒适，就应感到羞愧。他会教诲她们，即便吃一顿丰盛的早餐也要感到内疚，因为其他孩子更穷，都吃不饱。他会在进餐时说：“人家只能吃面包和鸡蛋，而我们吃鱼或香肠，这实在可耻，我们凭什么要比人家过得更好？”他笃信“党的最高限额”—20世纪20年代限制党员薪酬的制度—并尽量培养小孩量入为出的习惯。女孩们不得购买新鞋，除非旧鞋已经破烂不堪，只在重要的苏维埃节日，才可领到糖果的犒赏。“我们过得很省，”柳德米拉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