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的开始，远早于斯大林权力的崛起，其起源是在内战时期。其时，党的队伍迅速增长，领导人害怕中间充斥着野心家和“自私自利者”。早期清洗的对象是整个社会群体：“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富农”，等等。工人阶级出身的布尔什维克一般免查，除非有人在清洗会议中提出具体的指控。到20世纪20年代，清洗方式逐渐出现了转变，变得越来越重视个别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和信念。

伴随这一转变出现的是一个愈益复杂的制度，即专门检查和控制党员的私生活。申请入党的人，必须证明自己坚信党的意识形态，重点放在何时投身于党的事业。只有那些在内战中与红军并肩作战的人，才被视为已经证明了自己的献身精神。党员在一生中，要定期上交简短的自述，或填写履历表，详细解说自己的社会背景、教育、职业，以及政治觉悟的演变。在本质上，这些文件是某种形式的公开招供，党员们以此来重申他们无愧于这个精英的称号。其关键是要显示，他们政治觉悟的提高全亏了革命和党的监护。[58]

列宁格勒矿业学院的悲惨事件，更力挺了党对党员私人生活的监督。1926年，有名女学生在学院宿舍里自杀，迫使她走上绝路的是她事实婚姻的丈夫的残忍。康斯坦丁·科连科夫并没被送上法庭，然而因为“对同志的自杀，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他受到了共青团组织的排斥。但地区党组织的监察委员会—很像党的地区法院—推翻了这一决定，认为过于苛刻，代之以“严厉批评和警告”。数星期后，科连科夫和他弟弟抢劫了矿业学院的收银办公室，刺死收银员，刺伤其妻子。专管党的伦理和法律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其资深委员索菲亚·斯米多维奇逮住这一案件，称之为一种“病”，主要症状在于对同志的道德和行为的漠不关心：

同志的私人生活用不着我的关心。科连科夫将他生病流血的妻子锁起来，学生们只是袖手旁观—好，这只是他的私人生活。他对她使用咒骂和侮辱的语言—也无人干涉。更重要的是，科连科夫的房间响起枪声，楼下房间的学生甚至觉得没有检查一下的必要，认为这也是私事。

斯米多维奇认为，集体的任务就是以监督和干预的方式，在成员私生活中强制执行道德标准。她主张，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真正的集体主义和“共产党良心”。[59]

斯米多维奇设想的监督和举报的制度，不全是1917年革命的新发明。几个世纪以来，举报一直是俄罗斯统治的一部分。向沙皇请愿来对抗滥权官员，在沙皇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益加渲染了“沙皇即是公正”这个流行神话，只有沙皇（在没有法院或其他公共机构的情况下）在保护人民反对“邪恶的仆从”。在俄语词典中，举报（donos）被定义为一种公民美德（揭露非法行为），而不是自私或恶意的行为。该定义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都得以保留沿用，[60]只不过在苏维埃制度下，举报的文化更披上了新生的含义和强度。苏维埃公民受到极大的鼓励，以举报邻居、同事、朋友甚至亲戚，警惕是每一名布尔什维克的首要职责。已晋升为中央监察委员会高级委员的谢尔盖·古谢夫主张：“列宁教导我们，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成为契卡。也就是说，他应该留心察看，积极汇报。”[61]如果认为自己的同志的思想或行为在威胁党的团结，党员也应予以举报。在工厂和兵营，党员候选人的名单张贴在党支部办公室门外，邀请大家写下对候选人的检举，指出他们各自的缺点（如酗酒或粗鲁），然后再到党员会议上讨论。尽管有些党领导人对此举的道德属性表示保留意见，汇报私人谈话愈益成为举报实践中的共同特点。苏共十四大在1925年作出决定，一般不鼓励有关私人谈话的汇报，除非有“威胁党内团结”的嫌疑。[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