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于20世纪20年代的清洗文化中，应邀出席举报会议是一个关键。党和苏维埃的组织定期召开清洗会议，党员和干部要答复群众书面和口头的批评。正如年轻的艾莱娜·邦纳在共产国际的宿舍中所看到的，这些会议很容易演变成人身攻击：

他们打探人家的妻子，有时也会问到他们的小孩。原来有人殴打妻子，狂饮伏特加。巴塔尼娅[邦纳的祖母]会说，体面人不会问这样的问题。遭到整肃的人有时会说，他再也不会打妻子或酗酒了。还有很多人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再也不会这么做了”，“什么都明白了”。接下来，很像你被叫进老师办公室时的情景：老师坐着数落你，你得站着，旁边的其他老师露出鄙视的微笑。你赶紧说：“我明白了，以后再也不会重犯。当然，这都是我的错。”但你只是在敷衍了事，只想快点离开，好去参加其他孩子的课间游戏。而这些人更为紧张，其中一些人几乎失声痛哭。看到他们这幅情景，叫人好不舒服。每次整肃都要持续很长时间，有时每晚对付三个人，有时只对付一个人。[63]

在布尔什维克的私人生活中，不受党领导关注和检举的日益减少。每一个成员都要向集体袒露内在的自我，此种公共文化是布尔什维克所独有的—纳粹或法西斯的运动没有如此的要求，纳粹党或法西斯运动中的个体，只要坚持党的规则和意识形态，仍可享有自己的私人生活—直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布尔什维克明确拒绝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差别。一名布尔什维克在1924年写道：“有同志说，我现在所做的只与私人生活有关，与社会毫不相干。但我们认为，那不正确。”[64]党员私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社会和政治的，他所做的直接影响到党的利益，这就是“党内团结”的含义—个人与党的公共生活的彻底融合。

索尔茨在《政党伦理》一书中，把党设想成一个自我警戒的集体，每一名布尔什维克都在审议和批评其战友的私人动机和行为。他想象，这样身体力行的布尔什维克，方能借助党的眼睛来认识自我。然而在现实中，这种相互监督的效果适得其反。它鼓励人们展示自己处处符合苏维埃理想，却把真实的自我藏匿在私人领域的暗处。苏维埃制度要求忠诚，惩罚异议，于是这种虚伪变得日益普遍。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时期，对几乎每一个苏联人来说，保密和欺骗已成了不可或缺的生存策略，全新的人格和社会因此浮现。就苏联人口的大部分而言，这种双重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已是现实，特别是生活在公众视野中的党员家庭，还有因社会背景或信仰而易受迫害的家庭。人们学会了戴上面具，扮演苏维埃忠诚公民的角色，回到家中再偷偷遵循自己的生活准则。

在这个社会中，谈话是危机四伏的，家中的闲聊如在家庭之外重复，可能招致逮捕和监禁。孩子们是危险的主要来源，他们天性爱说话，太年轻，又不懂偷听来的谈话中的政治含意，操场便成了举报人的温床。萨拉托夫一名中层布尔什维克官员的女儿回忆：“我们弄懂了祸从口出的道理，家里的事不会告诉任何外人。”

听和说都有一定的规矩，我们小孩子必须学会。如果偷听到大人的耳语，或是背着我们的悄悄话，我们都很清楚，绝不能转述给任何外人。甚至让大人知道我们已听到他们的悄悄话，都会有麻烦。有时，大人脱口说了什么，然后告诉我们“隔壁有耳”，或“小心你的舌头”，或其他的表述……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凭本能学会了这些规矩。没人向我们解释这些话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不知何故，我们总能猜着。[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