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在1952年年末召开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我们的领导班子有了新的变化。非洲人国民大会任命了新的、更有朝气的主席，开创了一个新的、更积极的时代，即阿尔伯特·鲁图利酋长时代。按照非洲人国民大会宪章，我作为德兰士瓦省级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成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四个副主席之一。而且，全国执行委员会任命我为第一副主席。鲁图利作为为数不多的有实权的酋长之一，积极主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坚决抵制政府的种族歧视政策。

鲁图利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一位牧师的儿子，生于当时的南罗德西亚，受教育于纳塔尔。他在德班附近的亚当学院接受过师范教育。他个头相当高，体格粗壮有力，皮肤乌黑，笑声爽朗；他谦虚而非常有信心，很有耐心，是一个坚韧不拔的人；他讲话不慌不忙，口齿清楚，好像每个字都一样重要。

我在20世纪40年代第一次见到他，他当时是土著代表委员会的一个成员。1952年9月，距离召开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只有几个月，鲁图利被召到比勒陀利亚。他被下了最后通牒：政府要求他必须放弃非洲人国民大会会员身份，并不再支持反抗运动，不然，他将被免去已当选并由政府支付薪水的酋长职务。鲁图利是一位教师，是虔诚的基督教教徒，也是引以为豪的祖鲁部落酋长。不过，他更是坚定地献身于反抗种族隔离斗争的志士。鲁图利拒绝辞去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职务，因此，政府撤销了他的酋长职务。作为回应，他发表了一项原则声明：“通向自由的道路避不开十字架。”在声明中，他重申对非暴力消极反抗运动的支持，并用至今仍悲哀地回响着的一句话对他的选择进行辩护：“谁会否认我30年的生命中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顺从地、谦让地叩响那扇紧闭且上了闩的大门？”

我支持鲁图利酋长，但是，我却不能出席会议。开会前几天，全国52名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遭到了禁止，6个月内不准出席任何会议或集会。我就属于这52人中的一员。6个月中，我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约翰内斯堡地区之内。

对我的禁止包括参加各种会议，并不仅仅限于政治性会议。例如，我连我儿子的生日舞会也不能参加，并且也不准我同时与一个以上的人谈话。这是政府对那些为种族隔离而战的领导人实行全面封杀而作出的一系列努力的一部分。他们不让这些领导人说话，对这些领导人实行迫害，限制这些领导人的行动。这也是对我采取的一系列封杀中的第一次，这种封杀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直到几年后，我被剥夺了一切自由。

禁止不仅是从肉体上进行限制，而且也从精神上进行禁锢。禁止还会导致一种心理上的幽闭恐惧症，被禁止的人不仅渴望行动自由，而且渴望精神上的逃脱。禁止是一种危险的处罚，因为被禁止的人并没有被铐在或锁在监狱里。监狱就是法律、法规，这种法律、法规是可以轻而易举地违反的，并且常常被违反。一个人可以短时间地迅速走开，并且可以暂时幻想自由，但禁止后面隐藏着的影响是，被禁止的人在某个时刻开始感到压迫者并非不存在，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