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后，我在H. M.巴斯纳律师事务所当了一名正式的律师。巴斯纳一直是参议院的非洲人代表，是一位比较早的共产党员，也是非洲人权事业的热情支持者。作为一名律师，他是非洲领导人和非洲商会领导层的辩护人。在那里工作的几个月时间里，我经常代表事务所出庭为许多非洲委托人辩护。巴斯纳先生是一个杰出的老板，只要我做好所里的工作，他就鼓励我参加政治活动。在该律师事务所取得经验后，我准备离开那里，去开办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1952年8月，我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正式开门营业。我早期能够事业有成，还应该感谢我的秘书祖备达·帕特尔。我是在她去H. M.巴斯纳律师事务所取代讲南非荷兰语的秘书科克女士时认识她的，科克女士拒绝过我的口授。祖备达是我朋友凯西姆·帕特尔的太太，凯西姆当时是南非印度人大会的会员。祖备达没有丝毫种族歧视的思想，她的朋友圈子很大，在法律界认识很多人，在我出去自己开办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她同意跟着我干。她通过她的门路给我带来了大批生意。

奥利佛·塔博当时在一家叫“考瓦尔斯基－塔克合伙律师事务所”工作。在他的午餐时间，我经常去看他，我们进的是只有白人才能进的会客室，坐的是只有白人才能坐的椅子。奥利佛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在午餐期间我们主要讨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事情。我第一次对他产生印象还是我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在那里，我注意到他思维敏捷，特别善于辩论，他的冷静和重逻辑的风格可以击败任何对手。更准确地说，这种才能在法庭上更为有用。在去福特黑尔大学之前，他一直是约翰内斯堡圣皮特学校的优秀学生。他遇事冷静，这与我容易冲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值得我学习。奥利佛笃信宗教，并且一直期许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他也是我的一个老乡，来自旁多兰地区的毕扎纳，是特兰斯凯的一部分，他脸上有明显的氏族印记。我们一起做事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我邀请他跟着我干。几个月后，奥利佛可以从他工作的律师事务所脱身了，于是，我们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开办了我们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办公地点设在法官大厦，办公室门上挂着“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的铜牌。法官大厦位于约翰内斯堡中心，与市法院前高耸的大理石正义女神雕像相隔一条马路。这座大厦属于印度人，是市内允许非洲人租用办公室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之一。从一开业，“曼德拉－塔博律师事务所”就被委托人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我们虽然不是南非仅有的非洲人律师，但是，我们的事务所却是南非唯一一家非洲人律师事务所。对于非洲人来说，我们这个律师事务所是首选的最后的求助对象。每天早晨到办公室去上班，我们不得不从拥在走廊里、楼梯上和我们的小会客室里的人群中挤过去。

非洲人对于在政府大厦中获得法律援助往往感到失望：从只有白人才能通过的门通过是犯罪；乘坐只有白人才能乘坐的公交汽车是犯罪；使用只有白人才能使用的饮水喷头是犯罪；在只有白人才能在上面行走的海滩上行走是犯罪；晚上11点后在大街上走是犯罪；没有通行证是犯罪；通行证上签字有误是犯罪；在不恰当的地方被解雇是犯罪；在不恰当的地方被雇用是犯罪；在某些地方居住是犯罪；没有地方居住也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