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情境下开始阅读宇文所安的。于我而言，这是一种冒险式的体验，沿着中国古典文学起伏跌宕的线索，进入漫长而恢弘的历史现场。与其说作者书写的是诗史，毋宁说是史诗。宇文所安的工作是对一整段历史的宏观再现与细节还原，相比于我们“百衲衣”式的历史叙事—沿着无数个被强行缝合的时间断点无谓地走下去—宇文所安显然更具吸引力，也更容易发现新大陆。宇文所安的洞察力与叙述技巧同样令人惊叹，做一个绝不恰当的比喻，类似相声中的“抖包袱”，他掌控着大量我们闻所未闻或无力描述的兴奋点，持续地振聋发聩。这种力量来源于宇文所安始终遵守并擅长的文本分析，出于语言文化差异，以及教学的需要，他长期养成了扫雷式排查分析的习惯，勤奋的阅读思考造就了学术敏感，宇文所安因此达到了他的预期，同时兼顾“新问题的提出”和“对旧问题的新回答”，学术研究因拒绝循规蹈矩而获得持续的生命力。

阅读造成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宇文所安的书中被我画满叹号。我习惯用这个符号来提醒自己，以期在反刍时能更快捷地捕捉到讯息。然而，宇文所安使这个习惯的优势荡然无存，简单的回溯不可完成，我必须重读全文，因为每个页面都闪耀着无尽的叹号。

我不知道，面对中国古典文学时，宇文所安是否也曾在心中画下无数个同样的叹号。四十多年前，在巴尔的摩公立图书馆，年轻的宇文所安第一次读到唐诗，震惊不已，按照他自己的描述，“迅速决定与其发生恋爱，至今犹然”。1972年，他通过论文《韩愈与孟郊的诗》在耶鲁大学东亚系获得博士学位，此后漫长的三十余年间，他只在两座最显赫的大学里任教过：耶鲁与哈佛。

1977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宇文所安的《初唐诗》，这是一个意外的产儿。宇文所安原本恪守学界定论，并不打算在略显枯燥乏味而历史价值并不突出的初唐过多逗留。他更感兴趣的是盛唐无可替代的诗歌传统，研究初唐诗只是出于学者的谨慎，以便为主体研究做铺垫。然而，当他从时代背景来考察初唐诗，突然意识到，初唐诗人的文学实践，形成了盛唐的“隐蔽背景”，“当我们确实在阅读中补充了这样的背景，初唐诗就不再仅仅是盛唐的注脚，而呈现出了自己特殊的美”。这促使宇文所安开始反思，“文学传统成了真正的负担，不再是解放的手段”。宇文所安循这一思路，逐层剥离那些固执传承的定论，重新梳理整个唐代诗史的凌乱线索，寻找其中起承转合的关节，由此将研究重心从盛唐诗转向全唐诗史。

高屋建瓴的学术观念，以及此前大量的阅读思考积累，使宇文所安在最初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未来的方向。这个充满野心与艰辛的写作计划，使他将所有历史悬念都埋藏在《初唐诗》中，期待着日后逐一开解。

四年后《盛唐诗》出版，再度成为学界盛事，并由此沉积了人们长达十五年对于中唐诗史的期待。在《盛唐诗》中，宇文所安驳斥了“盛唐神话”，这个“文化繁荣与文学天才幸运地巧合的时刻”，因过度渲染而形成文化敬畏，其危险在于，“切断其内在发展历程，变成一个光辉灿烂、多姿多彩的瞬间”。于是，宇文所安递进了《初唐诗》的思路，初唐时京城诗人改革宫廷风格，制订了新的诗歌规则。诗歌由此成为一种权力，它严格地限定并约束着诗歌创作的社会范围，京城诗人用它来和外界区分，在盛唐，这种情况更加稳固。通过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宇文所安发现，“如果我们撇开盛唐神话，就会发现李白和杜甫并不是这一时代的典型代表”。他进一步考证，不仅是李杜，陈子昂、孟浩然、岑参等等，在各自的时代，光芒都完全被京城诗人掩盖。此后不同的历史阶段，他们获得不同的阐释，这些曾经屹立于时代主流之外的诗人，才脱离在世时的苦恼获得身后名，形成定论并沿用至今。他们在无形中被镀上后代价值标准及审美原则的光泽，这个接受史的命题，最终成为宇文所安回归历史现场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