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并不是在否认民主选举对于印度穷人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这使他们获得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交涉的能力。比如为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而迫使大量民众搬迁的做法，在任何一个印度政府那里都是一件不易完成的任务。

其实在印度，投票权并非必然或者常常产生更好的政府，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害怕失去票仓，地方政客对迁徙人口非法侵占城市土地视而不见。由此出现的贫民窟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基础设施，例如下水道或供水系统。

在印度，公民以可预料的周期撵走政府。在这个国家，占据多数的大量贫困民众通常能让五分之四的现任官员下课，在印度任何一次的选举中，所谓的不信任票因素恐怕都是起到决定作用的。这种状态往往被视作印度民主制度健全的一个著名标志，其实它所反映出的是政府的为政记录。但这份记录太糟糕，哪怕有些地区人民的收入提高了、贫困减少了，民众还是认为这与政府无关。

所以从根本上看，虽然印度有穷人的政治代表而中国的穷人缺乏政治参与，但中国在基本公共设施的提供方面，像是公路、电力、排水和供水系统，以及真正有老师的学校，是赢过了印度。

这种异于直觉的状况与这样一个现实有关：在中国，政府通过经济的增长来获得合法性；但在印度，一个政党统治的合法不过是因为它是民选的。因此，实现许诺不如赢得选举来得重要。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在许多方面都使得印度历届政府无需一定要履行其许诺。但中国领导者不可能负担得起这种奢侈。因此，中国政府对于所面临的政治经济问题会比正常反应更为敏感，这就引出了另一个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中国在新世纪的前途在哪里？

这个问题不是只有我想找到答案，全世界有一堆分析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依据一位作家最近的描述，对中国未来的看法分为“平稳假定”—这种观点认为西方的自由形式是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自然结果，以及“巨变假定”—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现有政体的悖论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崩溃。

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中国充满各种矛盾。社会和经济自由与政治掌控之间存在着摩擦，城市中产阶层充满矛盾的需求和抱负，与农民和民工存在着碰撞。从建筑到宗教，古老的传统、强加的现代性以及复兴的传统之间令人不安的共存现象四处易见。从瑜伽老师到酒店门童，对于一群群来此淘金的外国人来说，中国正在迅速成为机遇之地；但同时，中国又有上亿的贫困人口随时准备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机会离开故乡。这里充满了对立，混乱和控制、变革和延续、财富和贫穷、善良与邪恶，以一种有可能引发爆炸的混合方式在此共存。

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中国政府（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如此）依经验行事，调和各种矛盾的技巧之娴熟，令人吃惊。他们或许一直在走钢丝，但中国人的杂技技巧可是声名在外的。因此在我看来，崩溃或者民主化都并非不可避免，未来数年内，中国很有可能继续成功地延续其目前的经济增长和改革策略，同时伴以小幅度的政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