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生活在中国的那段时间里，时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非中国政府的行动迟缓或者僵化，而是它对实用主义的信奉，以及愿意尝试新想法的愿望。与印度的那些共产主义政党对于任何实质上的创新之举（从经济特区到外交政策的新方向等）所表现出的陈腐态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相比，中国的做法尤其令人注目。

从农村的合作医疗计划到提议废除户籍制度，中国政府喜欢通过实验来充分检验各种改革措施。当然，究竟是否“行之有效”，最关键的是这些政策将巩固或者至少也是在维持现状。为了达成这个目标，北京运用了一系列方法。

他们发现，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实现经济的增长。

城市的中产阶级从这种增长中直接受益最多，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民主化经验中，最主要的一支力量恰好也是这些人。通过把这个群体的繁荣与共产党继续掌握政策的制定权捆绑在一起，中共已经有效地从政治上解决了有可能成为其最大敌人的一群人。

与此类似，其他一些不安定因素，比如收入差异、腐败和环境问题，也引起了重视。事实证明北京对于各种挑战所作出的回应，就像是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忙着扑灭的大火许多是自己导致的，是基本管理结构的缺陷所造成的。但你也可以说，哪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领导层的确在尝试进行医治，不过要注意的是，他们找的是中医而不是西医。

我在中国传媒大学教书的时候，一个名叫弗洛拉的学生要请几天假。她说，妈妈病得很严重。我早就听说她妈妈住在加拿大，所以问她是不是要飞过去看妈妈。“哦，不是，”弗洛拉回答说，“在加拿大治不好，她准备飞回北京看中医。”

回到政治改革的问题，中国的领导层不仅认为这种改革是可行的，而且已在进行中。不过这场改革的节奏和条件依据的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非依葫芦画瓢模仿西方的自由多党模式。简而言之，北京认为中国人的病还是得用中医治。

西方仍怀疑这些改革的效率，指出这种模式所存在的种种矛盾之处，但中国曾经一再令西方大跌眼镜。中共进行政治改革的基础是法制建设。它不是搞多党民主制，而是在国家内部建立一个制衡机制，这么做主要是为了确保国家依法行政，而非依据专横的、官僚的指令。

所以，人民获得的不是投票权，而是一系列策略性的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包括就某些问题起诉政府机关的权力，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宗教自由等等。尽管法律仍然被视为一个控制工具，但它同时也被视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并且个人权力的保障也得到了加强。

随之而来的是法律意识得到了显著的增强。中国人所说的维权运动势头渐猛，尤其是2003年孙志刚死亡事件之后。几年来，维权运动取得了几次成功，迫使政府撤销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举措，唤起了公众的关注。那些维权人士的工作重心不在政权的更替上。他们的目标不是推翻政权，而是督促其实现自己的承诺。他们打抱不平，反对地方官员滥用职权，这使得中央政府往往站在他们一边。引发维权运动的常见原因包括地方上非法侵占土地所引发的冲突、城市发展以及环境污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