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正是让我觉得争论出了偏差的原因。民主强调建立共识，或许它在印度延缓了决策过程，但同时，它所维护的制度基础应该使得一个国家的治理更为容易，而不是更困难。

印度的政党能够从北京的技术官僚身上学到的，就是不要只盯着选举结果，而要把经济增长和提供公共设施作为最终目标，至少作为第二个目标。指望印度的政客们能够大公无私、以国家利益为重，这种想法太天真，但这恰是从中共那里所能提炼出的最珍贵的经验。

应该是印度向世界证明公路和民主可以并存的时候了—哪怕是在发展中国家。进入新世纪后，印度的经济发展已经证明了评论家认为在低收入国家实现民主会不可避免地阻碍经济发展的说法是错误的。但遗憾的是，印度的这种新增长相当程度上并非因为政府。引发全球关注印度经济的，是那些私营部门。类似IT这样的行业把印度放在了国际版图上，这些行业一开始并未受到政府的重视以及扶持。

如果印度政府能够提升在完善基础公共设施方面的表现，比如教育、公共卫生、饮用水以及电力等方面，他们就不仅能创造出一个真正促进经济腾飞的平台，而且这种发展将是可持续性的、有着坚实基础的。

中国相对于印度的主要优势在于，其经济改革的社会基础在文化水平、平均寿命、妇女权利以及对待劳动的态度方面，都优于印度。三十年后，尽管中国在后改革时代社会成就的取得有所放缓，而印度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在这些方面印度与中国相比仍然有着很大差距。印度要“赶上”中国，仅仅修建基础设施和增加出口是不够的。只要有半数的印度女性不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吹嘘印度即将“赶上”中国（正如印度一些人惯于这么做的）不过是在说胡话而已。

四

当我坐在四合院里写下这些话时，心中浮现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时间好像在同时加速和放慢。我看看外面，“豆腐”正在悄悄地靠近停在竹丛上的一只蜻蜓。与竹丛成对角线的位置有一棵石榴树，树上光秃秃的，没有一粒果实。年初的时候树上长虫，所有的石榴都没有了，但它活了下来，希望来年成熟的果实能再次挂满枝头。

我听见李阿姨正在厨房大声地打着电话，不知道在教谁做三角包。我感到惊讶，一位来自安徽农村的妇女，在北京掌握了印度料理的秘密。“多放辣椒，”她大声喊道。“喂？听得见吗？好了！多放辣椒，印度人喜欢吃辣的。”她继续说道。

她的做菜指示被同样大声的“晚报，晚报”声所打断，一个卖报纸的小贩骑着车从门外经过，加入到胡同生活的大合唱中。我感到一阵忧伤，因为这一刻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我又感到高兴，因为我经历过那一刻。

我再一次把目光落在明亮的电脑屏幕上，突然意识到引发我写下这一大堆文字的那三个问题，其实也可以用在无需宏大叙事的事情上—也就是那些貌似平淡，但对我个人来说却有着重要意义的事情。